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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城市化不能成为一个严重掠夺财富过程

  

  最近,从美国福布斯财富所公布的财富排名来看,国内富人的财富增长最快,上榜单的人也增加最多。而胡润财富排名榜表示,当前中国千万以上的富翁就达到近100万人,亿万富翁达到近6万人。但实际上,这个数据应该是大大低估,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官员没有财产公开制度,他们的财富到底多少,对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不过,从打击贪官的现象来看,只要一个贪官被纠出来,其贪污受贿都达几千万上亿。可见,政府官员财富可能比民众想象的要多。而国内不少人财富快速增长,时间上基本是发生近十年,以及来自房地产市场。胡润财富排名榜表示,国内财富的增长有60%来自房地产。

  最近,我印象最为深的有几件事。一是我1997年去香港时,很少听到国内居民到香港购买住房的,但是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大量的资金进入香港炒楼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最近香港的房价之所以能够坚挺飚升,很大程度都是与国内居民疯狂地进入香港市场炒作有关。不少香港人告诉我,现在他们租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国内租客。而且从全球的范围来看,中国的资金流到哪里,哪里的房价就一定会快速飚升。比如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地的房价在金融危机中仍然十分坚挺就是如此,很大程度上与国内资金进入这些地方炒作房有关。

  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现在仍然处于一个十分低的水平上。特别是中国农民更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则成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最大国之一。这种奢侈品消费无论是国内消费还是在国外消费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现在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这些人财富从何而来?为何能够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地造就这样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实,国内少数人在短期内暴富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因为,城市化提高了经济效率、改变人们生活与消费方式,也是全民财富创造与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升值从本质上就是城市化效应财富创造的直接体现。但是这种国有土地升值与溢价财富创造与积累流向了哪里?谁受益最大,从每年的财富排名榜就能够看到其中的端倪。

  在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中国城市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成了少数人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的主要工具。在此我们先来看日本与韩国的上个世纪的城市化过程,它是如何通过有效税收制度安排来保证居民财富分配合理,如何保证社会和谐与协调的。

  二战之后,日本与韩国都进入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日本从1950年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37.4%,至1975年达到了78.6%,25年间转移了全国总人口的41.2%,基本实现城市化。韩国从1960年至1990年30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7.7%增长到74.4%,增加了46.7%,其中仅1960-1970年的10年中,就有占全国总人口27%的居民从农村移住城市地区。也就是说,日本与韩国先后用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转型。在这过程中,也没有留下城市贫民窟等后遗症,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与韩国在上世纪末完成城市化时,城乡差距不大,收入分配相当平等,两国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3。而日本与韩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方面就是通过公平公正的住房税收政策来减少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的掠夺。

  比如,日本及韩国政府看来,尽管两国的土地为私人所有,但是任何私有土地具有公益性质,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财富快速增长、土地升值及住宅价格上涨,政府的政策理念就得绝大多数家庭能够拥有自己的普遍住宅来分享这种城市过程中的财富增长与升值,坚决要遏制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的掠夺。因此,政府的住房政策特别是住房税收政策严格限制住房投资投机炒作行为,杜绝极可能发生三大财富掠夺。如食利阶层对创造附加价值的劳动者的财富掠夺;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掠夺;原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掠夺。比如,尽管两国的住房交易流转税较为宽松,以此来降低住房交易过程的交易成本,但是住房交易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达75%)、住房财产税(不少地方税率达到10%)、住房遗产税则十分严厉,因此两国的住房税收政策严厉遏制居民的住房投资,居民要想住房投资投机炒作也是无利可图的。住房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消费者的市场(基本的住房消费不仅可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也不减免与各种住房有关的税收)。

  但是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家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0年47.5%,32年间转移了29.5%的人口。中国城市化不仅让占13.5%即近2亿人作为移动人口因没有住房无法安居,而且中国城市化成了少数人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主要的工具,通过城市化让国家及社会的财富短期内迅速地向少数人聚集。

  比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缺陷(国有土地的交易只能通过政府权力才能够进行),从而使得到国有土地财富转化地方政府资产、转化为政府官员的个人权力,从而使得国有土地财富迅速私人化,也使得让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财富的溢价及住宅的升值短期内迅速向少数人聚集。

  其次,为了GDP、为了土地财政、为了政府官员有更大的交易标的,政府出台各种各样的住房优惠政策,无论是信贷优惠还是税收优惠,鼓励住房的投机炒作。可以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没有哪个地方会当前中国住房投机炒作更为疯狂的。在当前政府的住房税收政策下,炒房赚钱是个人增长财富最快的方式,炒房成了居民财富增长与保值最好的工具。政府政策鼓励大炒住房不仅吹大房地产泡沫,制造了国内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让绝大多数人无支付能力进入住房市场,也制造了不少住房投机炒作的暴富者,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财富增长观念及社会的行为方式及核心价值(即当前中国社会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炒房一夜暴富)。在这种住房投机炒作的过程中,住房市场上每一个环节的当事人都大获其暴利(如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投资投机炒作者等)。城市化过程就成了少数人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的过程。

  第三,原住民对新移民的财富掠夺在中国也十分严重及普遍,而且这个问题当前社会并没有多少关注。只要看看一些城市周边农民暴富,暴富之后所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就应该知道当前中国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该问题不引起关注,等问题最后暴发已经晚了,等等。

  总之,尽管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它同样是一个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严重掠夺的过程。这种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的严重掠夺不仅阻碍了中国当前城市化的发生,也是当前国内财富分配不均的根源。而来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已经引发了当前社会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不进行重大的住房制度改革来改变这种城市化过程中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的严重掠夺,让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财富掠夺继续,让这种少数人暴富现象不改变,那么它将引发当前中国社会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来源: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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