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于城市化来解决的诸多经济、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为何却在近年的加速城市化过程中集中发生——
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战略重点
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确实,实现城市化,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纵观六十年来的十一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可以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的五年计划(规划)都有一个战略重点。这些战略重点任务的完成,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比如:一五计划战略重点是“一化三改”,八五计划战略重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战略重点。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
经济快速发展了,我国的城市化却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就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用10-20年时间,着力解决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关键。其理由是:
第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城市化。农业要现代化,农民要富起来,城乡要一体化,必须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只有靠工业化、城市化吸纳众多农民,工业真正反哺农业,城市真正带动农村,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第二,扩大内需,使我国从投资出口主导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国家,要靠城市化。城市是消费工业品、服务业产品的载体。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必定要构建成消费大国,才能实现良性运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内需之所以扩不上去,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没有发展起来。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靠城市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太好。从产业结构分析,是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2008年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是11.3:48.6:40.1。城市是第三产业的助产婆。第三产业长期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滞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快城市化。
第四,社会要更加和谐,社会要稳定有序,就要改变目前“半城市化”的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
中国人口,按居住地和身份划分,大致是非农户籍并住在城镇的人口占1/3,进城的农民工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占1/3,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占1/3。但从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及其当事人分析,2/3的矛盾产生在上述第二个1/3的人群里。200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488.5万起,其中盗窃、诈骗、抢劫三项侵财案占80.85%。据相关部门统计,这些侵财案件,70%以上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这些案件中抓获的犯罪人,70%以上是流动人员,在这些抓获的犯罪流动人员中70%以上是农民工。再有,这些被盗窃、被诈骗、被抢劫的受害人,70%以上也是农民工。
从这四个70%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有很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于不合理的城乡体制、不合理的户籍体制和不合理的农民工体制。在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工人,成为市民,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是提高的,他们并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群体。所以,从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角度,也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革目前的户口体制,改革农民工体制,使农民工脱帽成为工人,使农民成为市民,这既是加快城市化的需要,也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治本的重大措施。
城市化速度似乎已经很快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是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城市能够聚集和配置好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上世纪末,国家提出城镇化战略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已经加快了。1998年的城市化率33.4%,2008年达到45.7%。提高1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增加城镇常住人口1906万,城市化已经很快了。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问题主要出在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和实现城市化的道路问题上。
第一,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长期实行限制城市化的发展。1998年提出建设小城镇,实施城镇化战略,设想把农民引导到小城镇就业和居住。但一经开放,蓬勃发展起来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后来又提出“以大带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近几年,有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立国际化都市,也有人提出中国要建20个大都市圈的设想。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未来14亿多人口在空间上如何分布?要实现什么样的城镇化格局?这些大事都要及早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再这样各自为政地走下去。
第二,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实行城市化,当然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按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的法则办事。但是,这次城镇化浪潮的开局,不少地方就从低偿乃至无偿圈占农村的土地开始。名曰:经营城市。有些城市,成片、成区地被拆,有些县成村、成乡、成县地被拆。美其名曰:改造危旧房,建设新民居,实质是贱买城乡居民的土地,牟取暴利。当下城乡的这股拆迁风,仍然存在。有的村民居民,平头百姓,上访上告,投诉至上级政府,这是这些年信访总量和群体事件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现在是到了立即叫停这种不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野蛮拆迁的时候了。
第三,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本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工作,力求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对“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还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户籍制度等)和调整,所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没有破解。表现之一是,虽然我们破天荒地免除了农业税费,采取了多项惠农强农政策,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199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1:1,到2008年扩大为3.31:1。表现之二是,虽然在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解决了农民工的很多问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工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与正式工人两种身份,两种待遇,两种期待,两种心理等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每年还以近千万人的规模向城市涌来,渗透到城市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等各个角落。上海市长感言,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进到城市里来了。亿万农民工的到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实际上已“少不了”、“离不开”农民工了。毋庸讳言的是,由此也产生了前面讲过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然,农民工体制必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建设城乡一体化格局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城市,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生长、发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城市有机体的诸要素必须协调发展,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城市,长期以来,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得过了头。没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体制改革,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这条腿长,社会建设这条腿短的不协调状况。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的呼声多年不绝。这样的城市怎么能平安?怎么能宜居?怎么能和谐?我们要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的城市,真正能够实现业有所就、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这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中国“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早在65年前,毛泽东同志预言:“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用了60年,历尽艰难险阻,我们终于把强大的民族工业建立起来了,工业化实现了。600多个城市也建设起来了,但还不够现代(1945年时叫近代),2亿多农民进来了,还没有变为城市人口,是一个二元结构城市。只能说实现了半城市化。切实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这既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