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组织贫困农民兴建大型新城市，用30年时间使中国15亿人中的5亿人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已有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届时，‘乡村中国’将被彻底改造为‘城市中国’。”
──潘维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潘维最近在《战略与管理》撰文，提出“高速城市化”的思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也引起中国高层研究部门的重视。有人把潘维的构想称之为“乌托邦”，对此他本人也欣然坦承。为公共生活设计“乌托邦”正是他的志趣所在。“知识分子追求乌托邦，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希望。”
潘维“组织贫困农民建大城”的构想从何而来？他为9亿中国农民描绘了怎样一幅蓝图？笔者采访了这位“乌托邦”设计者。
农民离开土地，中国经济发达的惟一希望
让农民修建城市，是潘维对解决中国经济落后的一条思路。他论证其必要性：中国经济落后于他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低，市场内需不足，以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这个困境缘自一个基本现状：9亿农村人口从20亿亩耕地里找饭吃。在这种“一亩地经济”中，人均收入上不去是必然的，内需不足，工业“生产过剩”，第三产业不发达也是必然的。一旦遭遇市场机制，这种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小农经济不堪一击，必然出现乡村破败，社会衰退，经济破产，政治动荡。让大多数农村人迅速而且安全地离开农业，从而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惟一希望。因此，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任务，也是在市场经济下，迅速消灭城乡差别，保持社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任务。
潘维高速城市化方案的前提，是农民强烈的城市化冲动。“农民要去的是大城市，中国缺少的也是大城市。只要看看每年春运期间流动的亿万农工，就知道我们欠了多少‘城市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就不可能发掘他们的伟大创造力。看不起农民，排斥农民，中国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农民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如同战争年代，和平年代的政府也应当发扬组织农民、领导农民的优良传统，给贫困农民挣得尊严和荣誉的机会。否则，他们在市场时代会成为造反者的同盟军。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道路，潘维认为，在欧美、日本等四种城市化模式中，中国比较适合美国模式，即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城市化的条件要强得多。美国建城时缺少资本、技术和人力，可说是一穷二白，空手建城。美国的城市化甚至靠残酷的内战，解放完全没受过教育的黑奴。中国目前已有强大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垂直有效的中央政府、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惊人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亿万农工的城市化冲动。中国最大的缺陷是农民散漫自私，很难组织，而且不存在美国靠冒险家个人来组织城建的大环境。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靠政府主导，依赖基层政权。
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潘维高速城市化方案的原则，即农民家庭以耕地、房基地权利，以及6年的劳动换取大型新城的住房。“‘耕者有其田’是我国小农社会的基石，劳动者有其屋是我国城市社会的基石。”潘维说。
他以山东济宁地区为假想范例，从9个方面为建设大型新城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包括：新城的规划和预算、征地、基础设施、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百万套住房，新城劳动者的来源、组织、教育，以及新城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等。
根据潘维的方案，济宁新城的选址、规划和预算，由政府组织世界顶级专家集团进行水源论证和城市规划，务求最先进的城市规划。银行提供由国家出面担保的建设贷款，以省和中央政府的辅助性财政支出为饵，吸引国内和国际的民间资本。“当国家宣布‘新济宁’600万人口的大都会规划，民间游资就有了机会和出路，自然有民间资本与银行一道进行风险投资。”潘维乐观认为。
他对新城征地的规划是，近期征地200平方公里，远期600平方公里，与新加坡面积相同。原则是土地加劳力置换楼房，政府以“住宅交换券”支付，几乎不需要现金：1户（3口人）耕地可置换未来新城的1套楼房住宅；一户（3口人）的房基地权利可再置换1套；如果夫妇两人为新城建设免工资劳作6年，还可再获1套，成为小房产主。征后暂时不用的耕地和房基地依旧由农民耕种和居住，直至新城建设需要占用为止。
对于建城的农民来说，潘维的方案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蓝图”。城市用地是政府无偿征用的，给农民的住宅用地当然也是免费划拨的。原则上，农民不用出钱购买住宅建材。建筑设计图纸由政府提供。购买建筑材料、租用施工机械、支付工程师工资等项开支，由出售，甚至预售建成的多余住宅款支付，比如规划一定比例的住宅供出售。没有土地成本，没有房地产公司的利润，没有建筑工人的工资支出，建设简单住宅的花费基本上只是建材。或许，出售多余住宅的钱仍然不够购买建材。如何解决？潘维认为，如果实在无法弥补的住房建材成本是2万元一套，100万套也才200亿元。银行贷款给新济宁，或者市政府发行“新济宁建设债券”，用将来的工商税收和市政管理费偿还，也是不错的办法。一座数百万人口的城市，200亿元债务不算多。如果政府要补贴农民，把补贴农业的钱转移到补贴农民建设居民房的建材上效益更好。若政府一次性支出200亿元，建设至少能居住300万人的城市住宅，让300万农村人进城，拥有大城市住房，就非常合算，是效益最高的“扶贫款”了。
“在一片空地上，百万民工为自己建设百万套楼房住宅，每人建1 套，50人建一栋，最多需要2年。民工们的劳动热情会怎样？”潘维说，“同他们今天在城里工地上打工一样，没人负担他们的吃穿住行、医疗、子女教育。然而，给资本家打工和给自己打工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出1分钱，用自己的劳动建设自家的住房，先用4年建设基础设施，再用2年建设自己的住宅，6年即可入住。有个10年光景，一座新城就会出个漂亮模样，那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属于他们自己。正所谓，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为农民。”
在建设新家园中，老百姓从农民转换成市民
在潘维的方案中，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是对新城劳动者的组织和教育。他规划的新城基础设施，包括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百万套住宅为期6年。6年中，工人来自被征地的“原地地主”和山东本省最贫困地区的农民。任何一对山东农民夫妇，只要免工资劳动6年，都可以得到济宁新城的一套住房，落籍新城。但附加的代价是，在得到住房钥匙那天，该农户必须将责任田退还给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并放弃在那里的房基地权利。原则上，百万劳工6年的伙食自理，是变相的“自带干粮”，因为自家的土地还在由自家人耕种。“放弃家乡的耕地和住房，工作6年，在一个巨大的都市里换回一套甚至数套住房，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这个计划对贫苦农民是很有吸引力的。”潘维说，“那是6年的工作保证，比蹲在家里没事干，天天赌博强得多。”
潘维对政府在新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主要负责组织劳工。他认为，尽管农民建设城市为自己，缺少了政府的组织，新济宁城根本就不会出现。而在繁重的组织工作里，企图当官做老爷的官员、缺少组织能力的官员，自然会被淘汰。省政府要派官员带队，组织农民尽量成建制地（基于原有的乡镇、村、组）加入以工作换楼房的城建计划。预见到新城经济挫折的可能性，允许新居民依照合同，放弃济宁新城的住房所有权，退还换房券，换回耕地使用权和房基地权，重归小农生活。
“把原本处于半失业状态的贫困农民组织起来，用劳动创造财富，建设新家园，建设大城市，这本身就是教育小农的有效手段。”潘维说。他不无浪漫地设想，济宁新城的建设工地应当成为一所农民大学，实行8小时5天工作制。政府组织教师、官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开办“民工夜校”，“学制”6年，组织农民接受各种工商技能的培训，并讲授法律、经济、交通、卫生、地理、城市生活、家居装修、市民精神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党团机构还要组织民兵和保安训练、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各种技能竞赛，制定工伤补偿和奖惩规则，定期评选劳动模范。工作特别出色者，比如优秀的组织者、技术创新者、劳动积极肯干的人，将获得挑选住房的优先权，或取得更多“住宅交换券”，从而得到较大的住房。原则上，组织者要利用民工的全部业余时间，使他们在建设自己新家园、新生活的过程中从农民转换成市民。“一大批农民受到工业技能的训练，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迅速扩大我国拥有的‘人力资本’，将是新城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潘维说。
对老百姓而言，住房是一生能拥有的最大财富
潘维的方案是否可行？山东300万农村人为什么要来新济宁？“他们来改善生活，主要是改善居住条件。” 潘维回答，“一般而言，哪个国家的住房条件最好，哪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就最高，那里的人民也就最富裕。对老百姓而言，住房是一生能拥有的最大财富。”他说，城乡之间的门槛是：有了一定的人口聚居规模，才可能修建“城市基础设施”。正是“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及其附属产品，比如抽水马桶、小汽车、达到饮用标准的自来水，等等，导致城市的居住条件比乡村好。极少数富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设豪宅，依旧享受水电煤气交通的方便。那是他们花了大量的钱才修建起来的，而那些钱是从人口密集聚居的大城市里赚来的。石油大亨的钱，看上去是从沙漠里挖出来的金子，其实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使汽油成为金子。今天太原高楼里普通人的居住条件，强于昔日乔家大院的居住条件。尽管乔家是当年山西省最富有者之一，他们修不起飞机场、煤气管道、电话局、大型医院、高速公路，甚至修不起自来水厂和冲水厕所。其实，因为有了“城”，乔家财富来源的“票号”才成为必要。所以，对“乡下人”而言，改善生活首先是改善居住条件，改善居住条件的最简单办法是迁居到城市，从“乡下人”变成常住城里的“城里人”，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
潘维分析：中国现有的城市太少，基础设施已经“饱和”，暂时不能再允许乡下人迁移进来。农民工为北京建设住房，工资低得不可思议，还可能被欺骗、赖账，干一整年都拿不到工钱，却依然在源源不绝地涌入。怎么办？除了建设新的大型城市，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吗？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建城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慢的一类，城市化比例在世界上最低，所以，人均收入也属世界上最少。“中国建新城的‘账’欠得太多了，致使中国农民患上了世界上最强烈的城市饥渴症。” 潘维感言，“危机孕育了采用非常手段，迅速建设大型新城的可能性和机会。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其屋，一旦出台用乡村的耕地、房基地和劳动力来换取未来大型新城市楼房的政策，农民加入换房计划的热情会像井喷一样爆发，重现一个浪漫火热的时代。”
需求导致劳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那么，300万农村人在新济宁做什么？潘维的答案是，“他们做300万人口规模城市‘需要做’的一切工作，新城的崛起创造出了这些工作。”他们原本就没有工作，在自家的地里，一年最多“工作”三个月，从土里刨食，喂饱自己和家人。剩下的9个月，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打牌、赌博、闲聊天。还有人辛勤地 “做无用功”：为了多生产区区几斤粮食，天天用手去拔自家地里的草。城里的文学家描述他们的生活有多悲惨，连孩子上学用的纸笔都买不起。但文学家们不懂，劳动创造财富，不劳动就没有财富。农民贫困是因为无“事”可做，村里没有“值得”他们做的事。他们“需要”道路，可那村庄稀疏的人口“不值得”修建昂贵的道路，他们因此“没能力”去修建道路。花费很高的代价为他们修好了公路，他们没有货物要运进运出，也就没有机动车。换言之，农村经济没有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当然就没有“工作”。
而新济宁城有足够的事需要他们来做，这些事是“需求”带来的。首先，一座全新的大城市拔地而起，需要百万劳工，为上百万人提供了6年的工作岗位，还为他们提供了自有的百万套城市住宅。其次，当这座城市有了百万套住宅，300万农村人住了进去，“新型需求”将成几何级数往上攀升。在现代经济结构里，第三产业一般占到40％以上，公用事业占10％以上。过去，人们总以为是先有经济项目，
后有城市。其实是先有人，先有城市，再后来才有众多的工业项目和工作。因此，城市短缺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有了聚居规模，就创造需求。有了需求就“值得”去生产。生产创造更多的生产需求。无论济宁新城的人做什么，换来足够食粮的能力绰绰有余。
让人们聚居在大城市，让“制造”的产品取代“养殖”的产品没有“钱”，工作需要何以变成工作岗位？潘维面对第三个疑问。“不是先有货币后有劳动和财富；相反，是先有需求，后有生产，然后才有货币。”
他解释，劳动创造财富，货币只是交换财富（和劳动）的媒介。济宁新城里的钱从何而来？每个新济宁人都来自货币经济，心中对劳动创造的财富都有一把货币尺子。因此，货币的功能原本就可以被“代金券”和简单账簿代替。满足城市需求的生产活动带来什么？带来交换劳动的需要，带来“计工券”或者“代金券”，带来高利贷者，从而方便生产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实，“住宅交换券”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必然在市场上流通。“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不仅资本能创造财富，没有资本也能创造财富。”潘维说，“但是，不劳动，哪怕是有钱也不能创造财富。只有劳动，才能为我们数亿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民带来富裕。在没有多少货币的条件下，新济宁的居民，被政府组织起来，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核心财富。每户的住房都属于一个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入住的那一天就已经大幅升值了。”
潘维分析，如果是市场的原始阶段，建设新济宁的时候，高利贷者就会来，带来全国流通的货币。但是，中国已经拥有发达的商品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在高利贷者到来之前，国家银行就已经介入了，为居民提供货币。济宁百万套住宅的每一套都能在银行抵押出数以万元计国家发行的纸币，用于投资和消费。他并且相信，新济宁完备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加之居民的数量和手里的现金，使国内外一切期待在这里销售产品的厂家眼红，选择来此投资设厂。新济宁的投资环境是非常好的。那是有严格纪律和良好秩序的城市，那里的劳动者有中国农民勤劳工作的悠久传统，有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基础，有6年工地夜校的技能培训，有6年严守纪律、团结奋斗建设家园的光荣历史。他们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市民，而且属于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低的那类城市劳动大军。
“劳动创造财富。严密组织起来的群体劳动，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前提。”潘维说，“现代财富的根本是建设城市，让大家聚居在一起，让现代的规模经济发挥效益，让‘制造’的产品取代‘养殖’的产品，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他对新济宁还有更高的期待，“新城的建设和发展将经历无数的危机和曲折，克服这些危机的曲折道路将催生有大智慧的出色领导者，塑造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把新济宁建设成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城之一。”
来源:《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7－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