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研究员答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Pierre Haski先生问
（书面答复稿）
2003.11.19于北京
1．问：你为孙大午被释放做了什么工作？
答：我为孙大午被捕案件的理性解决向领导写过一个《国外舆论关注农民孙大午被捕案件》的简报。我希望这个简报有助于孙大午的释放。因为我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一定会走向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光明大道，而不会倒退到文革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我们能够一起自由地同孙大午在大午集团、在停建的大午中学图书馆前照相、谈话，证明了中国的民主、自由，比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了极大的进步。
2. 问：你能否谈谈你的经历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我妹妹姚蜀平，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写过一篇《儿女祭》，我写了前言和后记，登载于《思痛母亲》一书中。这篇祭文概要地记叙了我的家史和文化大革命中家破、人亡、身残的遭遇，也讲到1978年以后，父、母亲的政治问题得到平反，我和四个妹妹都成了教授、高级工程师，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在中国和世界上，永远不再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惨剧发生一次，对人类就足够了。因此，我极为关注孙大午的命运。
3．问：你有乐观的思想，同时是否也有悲观的思想成分？
答：生活中存在着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存在着希望，也会有失望；现代化既是走向幸福的过程，也是痛苦的分娩过程。我欣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第一段的名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与现代十分相似。”在纽约，不是就出现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 “911”吗？从绝望的冬天的牢房中走出来的孙大午，肯定企盼希望的春天。人生、历史教育了我，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悲观绝望。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磨练，我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在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比它更有权威、更有能力领导人民走向更为繁荣富强的明天；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能比它吸收了更多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中国共产党内有几千万普通党员，默默地、全身心地、无私地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心甘情愿贡献自己的一切。从他们的高尚心灵中，我获得了信心与希望。我决心为十分勤劳又十分贫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怜的中国农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包括象对孙大午这样的案件，如实向上反映真情。但是，我深深感到体制性障碍和思想观念的惰性，阻碍着改革开放与民主化的前进步伐，甚至，我曾短暂地出现过孤独与悲哀的情感。但是，许多事实，包括在今天，2003年11月11日我们一起能同孙大午合影，又使我看到希望。我乐观，谨慎的乐观。但有时出现带有迷惑、担心、忧虑的情绪，如根据徐水人民法院的判决，孙大午的身份仍是罪犯。
4.问：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看法是悲观的吗？
答：不是绝望的悲观，而是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但是我看到了光明的远景。中国农村改革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但是国外学者认识上有误区。我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曾经于1990年在莫斯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只进行了“包产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我说，中国农村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互相促进的配套改革。首先在中国农村，取消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制度。这是极为重大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了经营形式的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耕地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推进了农业技术改革，1984年比1978年全国农村的农机总动力的保有量、农村用电量和农业施用化肥总量都增加了一倍。因此，中国农村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技术改革同时改革的成功。弗里德曼认为我讲的是事实。但是，他认为直接选举才是政治改革。我说，中国太大，文盲也多。从下到上的直选要有个逐步完善的进步过程。选举先从村级开始直选，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精简政府机构、转变职能。例如，我原来的上级单位农业机械部撤消后，变成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局，以后又变成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处，现在“处”也没有了，而是成立了农机协会和许多分会，这种政府机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进展也是相当快的。不应只局限于要求“多党制”之类的西方记者关心的难点问题。而且，我亲身经历过中国的“多党制”的迫害。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千千万万个“党”——名称是“战斗队”、“公社”，可是，每个“党”的权力比资本主义的任何政党都大，可以揪出任何一级的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员进行批斗；每个“党”的自由是无限制的，可以自由地打、砸、抢，还可以自由地打死善良的老人。如1966年8月27日夜晚，在北京城里，红卫兵的战斗队就活活打死了退休的小学教师——我的66岁的母亲。如果中国再出现这样的“多党制”，我不会赞同。我真诚地支持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同时真诚地希望，共产党能够进一步自我完善与改革，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继续前进。同文革比较，现在的民主化进程是相当迅速的，我经过6年，才从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牛棚”和政治阴影中走出来。而孙大午只关押了六个月，就走出了看守所的牢房。我能够过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前提是：我在所谓“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上签字画押，认错认罪。孙大午能够参与大午学校、大午集团的正常业务活动的前提是，服从徐水法院的判决，不上诉，以“判三缓四”的犯人身份参加社会生活。从孙大午“因言获罪”被捕到法院最终以经济上“非法集资”论罪后被释放，这总是一种比较策略的处理方式。假设孙大午仍在牢房中，那么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绝望的冬天的压抑之感。而孙大午在判决后走出阴暗的囚室，同乡亲们含泪拥抱的事实，使人们依稀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有希望。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不能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使经济真的休克过去了十多年，GDP、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政治上亡党亡国（苏联）；社会上动乱频繁，国内战争、恐怖活动不断发生。中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也是有成绩的，如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着村民委员会直选制度。人们期望政改步伐加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一条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的“巨型航船”，载着13亿人的旅客，急速地航行在大洋上，要改革、转型、转变航线，只能逐步地、稳稳地、减少震荡地改变航行的方向。如果过急、过猛地转向，只会给航船带来必然出现的意外风险。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1月在会见孙大午和我时，大声地对我说：“姚监复，你要知道，中国的民主化需要100年！”我认为太悲观了，不一定要100年。他又再次严肃地对我说：“姚监复，你要记住，中国的民主化要100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时，他亲口对我讲了两次的遗言。在美国，我惊悉李慎之先生去世，在孙大午被捕后，我相信李慎之先生的遗言是正确的：“中国的民主化需要100年！”我提前于7月回国（哈佛大学给我的ID有效期到2003年10月），向上反映国外舆论关注孙大午案件，我尽了我的力量。在孙大午被释放回家的当晚，我写完了“致李慎之先生在天之灵”的信：“你在天堂，他在炼狱，我在人间。”今天11月11日我同孙大午见面了，同你这位法国《解放报》记者谈话，共饮。而我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几年不敢想象、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同外国记者谈话的情景。这种新的真实情景，你的摄像机都做了录象。这不是梦！这使我有根据再同在天堂的李慎之先生“讨论”：“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不需要100年！”因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在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而不是继续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斗争哲学，正在社会主义民主化、现代化的既艰难痛苦又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探索中前进。
最后，我还要说，我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在2003年6—7月间，我正在美国波士顿访问，美国一些网站上发表了“孙大午因言获罪”、“孙大午、李慎之谈话记录”、“孙大午、杜润生谈话记录”等，而且，后两个记录中，明确记录了，在场谈话人有我（姚监复）的名字与我的插话。有的网站还检索出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公之于众。有的好心的朋友问我：“你主要写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方面的文章，怎么卷入了政治旋涡？”有的朋友关心我的命运，希望我“小心一点”。还有好心人建议我趁此机会申请在美国“政治避难”。但是，我决心提前回国。因为，我相信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政治上违法的事情，我的良心是平静的，我们是清白的。因此，我敢于回国，澄清事实，辩明是非。有难同当，而不是在外国寻求什么“政治避难”。我回国后，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孙大午服从了徐水法院“非法集资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判决”，以待罪之身在重新生活。但是，除了刑事、民事法庭的审判之外，现实生活和广大人民心中还有层次更为崇高的法庭：道德法庭、良心法庭的审判，而且最公正最严明最终的审判者是历史。任何审判者与被审判者都将接受历史的审判与不可上诉的最后的判决，今天的审判者也将受审判。
我对我们可爱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是永恒的，绝不动摇，既不会由于文革中对我和家人的不公正待遇而动摇，也不会由于文革以后对我的老师和友人的不公正待遇而动摇。我真诚地希望文革中我的家人承受过的痛苦与不幸，不再在我的同胞身上重现，我最真挚地希望文革真正成为历史博物馆，文革式的悲剧绝对不要以另一种形式在我的可爱的祖国重演。为了这个心愿，如果需要我付出心血、作出牺牲，我心甘情愿。
对我们祖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从横向比，我们还比较贫穷、落后。但是纵向看，20世纪最后50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比中国近代300年、过去的7000年的进步都更伟大、更辉煌。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在社会上的进展、思想上的解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超过了20世纪的前80年中国的进步。只要共同维护住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扎扎实实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科技、文化，逐步推进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进步，认真处理自身的污秽与病灶，21世纪的中国必将以富强、文明、民主的大国身份屹立于世界上。为了这个理想，我71岁了，但退而未休，决心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了祖国、民族、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因此，我铭记巴金先生的教导：讲真话。我的文章、讲话会有错误，但我决心不讲假话。
最后请你并通过《解放报》向关心孙大午命运和我的境况的海外朋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向丹麦的德尔曼博士、美国的杜维明、黄万盛教授、荷兰的Lei博士、台湾的于宗先院士、丁一倪教授等关心我近况的专家、学者表示最真诚的谢意！请他们放心，我仍然在砖塔胡同56号农村经济研究中心（RCRE）正常工作，我仍然自由地生活着和在农村调查，你的录象就是对我的生活实况的最好见证。最后，我更要真诚地感谢你——有一颗善良的心的法国《解放报》记者韩 石先生！真挚地祝福你
一生平安、顺利、欢乐与成功！
姚监复
2003年11月19日
附：姚监复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Pierre Haski先生的信
2003.11.19于北京
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先生Dirre Haski、何岩萍女士： ：
你们好！
感谢2003年11月11日我们在徐水大午集团会见时，你们对我的命运、思路和心路历程的关心。如果那天你们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是一种“采访”，我担心你们未作记录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之处。因此，我想，应该给你们一个书面的“问题与回答”的材料，供你们写稿件时作为根据。
那天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会面，而且是同著名的、向法国朋友介绍中国宁夏失学女孩马 燕的一位记者韩 石见面。面对着始终在严肃地思考着的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和义务向你们提供一些可以向公众宣布的、我个人的观点与经历。如果要公布，我希望悉照原文，请不加删改或另行补充。当然，你的评论、描叙是你的权利。我尊重你的写作自由，即使对某些观点我可能有所有保留。请你也尊重、保留我的原文与观点。
我热爱、也多次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喜欢书中最后的一段：跋涉过河的圣者背负极重的婴儿，因为这个婴儿是“时代”。我不是圣者，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真诚的爱国者，时代对我的压力再重，也只能承受重负，尽力而为，争取攀越到对岸。
祝
幸福，欢乐，成功！
姚监复
200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