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与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严重不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排外性的城市化和外来打工人口壅塞湖并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从而被迫日益依赖外需。中国缺乏将经济转型同步转化为社会转型的能力，以至于高速增长对农村人口和农民工来说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由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转型因受到严重的制度性阻碍而正在酿成爆炸性后果。
关键词 户口制度 土地制度 经济转型 社会转型 东亚模式
引言
农本社会中村庄兴起的经济学原因。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数百万自然村和数十万行政村①正在逐渐消亡②。可是，一方面许多地方用“并村上楼”的形式加快减少自然村和行政村数量的速度，另一方面建设新农村的响亮口号并未阻止农民背井离乡，栖身于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贫民窟内。如果不借助不断增加的农村补贴及对土地和宅基地的强制性集中，也不依赖维稳费用的快速增长，如何才能顺其自然地处理城乡之间人口和土地的空间转换呢？如何才能防止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呢？在回答这些问题前，也许要先弄清：农业社会中自然村落兴起的原因何在？它们存在的条件在当代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城中村兴起和蔓延的原因是什么？从自然村和城中村空间转换的必然性，我们是否能更准确地看到阻碍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的制度性障碍？
受制于社会剩余，自古以来，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为了谋生，只能居住在远离都市尘嚣的原野河谷之间直接从事农业，因而城市化率一直不高。人们容易想当然：既然传统农业生产高度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人口的空间分布一定十分疏离和分散。其实并不尽然。在生产力较低、农业剩余③较少的时代，城市化率虽然很低，但为了就近从事农业生产，并发展初步的社会分工，获得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农业人口也是以聚居的村庄形式分布。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所以，农本社会中，人口的绝大部分以村庄的形式分布，既高度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指村庄时密时疏，并不连续；集中指村子内部人丁兴旺，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相互交往频繁，呈现顽强的再生能力。作为高度社会性的动物，绝大部分人无法承受孤家寡人的寂寞，以及由此而来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孤立无援。为了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降低生产和生活的成本，村庄的聚居形式对生产和生活最为便利。所以，尽管社会剩余太少，不能允许大部分人迁入都城商埠，但只要有可能，他们仍会以村庄的形式追求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古村的启示：教化和地权的重要性。村庄内部的治理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以乡绅为楷模的服从权威和长幼有序的伦理使基于辈分和血缘宗亲的村内秩序得以自然维系，而无需过多借助暴力和强权。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土地制度的合理演化。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人口稀少、耕地丰裕，可以实行土地国有制，新增人口只要愿意缴纳赋税，即完成公田的耕种和公粮的缴纳，就可以向国家要私田养家活口。东周以降，人口暴增，耕地却难以持续增长，井田制无法维持，社会动荡不已。秦朝一统天下后，中国全面确立土地私有，民间对地契的尊重俨然成风，④大大降低了村民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可能。
在远离交通要道、幸免于战火和动乱的山麓深处和偏远角落，坐落着一些上苍特别眷顾的古村。如果没有动荡和战乱，这些村庄内部的秩序能自我演化到相当的高度。这些古村的设计别具匠心，既和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又处处体现中华文明在建筑、文化、艺术上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便利的精心安排。从大户的森森庭院和小户开门见山的局促可以看出古村内部鲜明的贫富对照和村内的社会分工。如除了私塾先生、江湖郎中，还有木匠、瓦匠等。这些脱离农业劳动的人数虽然很少，却代表了全村在缴纳皇粮和自我消费之外的社会剩余所能养活的非农人口。绝大部分的村民们则依循祖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些古村历经历史的腥风血雨，而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显然得益于被村民奉为神圣的产权和人伦秩序。城头大王旗的变幻无常，在城里往往掀起惊涛骇浪，甚至刀光血影，而在淳朴的村民中却难以煽起骚动和仇杀，因此这些古村波澜不惊地被保存了下来。
土地私有制不但能促进效率，似乎也有为公共产品提供融资的作用。例如，很多古村的青石板路能不分豪门陋舍，覆盖全村；私塾能不分贫富，向所有愿意就读的孩童提供教育；在土地私有制下本来瓜分已毕，各有其主的土地还会留出一份公田，这些被称为“族田”的公田被一代一代精心经营，为村中的祭祀、教育、饮水、道路等公共产品提供源源不绝的资金和用地。福建、广东的一些古村，因为远离京城，被视为化外之地，盗贼横行，土匪出没。村民面对逆境，群策群力，建成圆形碉堡型村寨，仅以吊桥和外界相连。如果不是这些古村遵循贫富之间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这种建筑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显然，形形色色的古村暗藏着传统社会良性运转所需的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对构建今日的和谐社会也许不无借鉴意义。
传统村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传统社会的载体，大部分村庄在缴纳皇粮之后所能留下的社会剩余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大部分村庄的宅所和基础设施极为简陋。平原地区的村庄更因频频遭受战乱、入侵、洗劫和强占，不能像山里的古村那样获得制度演化所需的长期和平及产权保障。大部分村庄的贫困反映了传统社会有难以克服的落后、僵硬、保守和周而复始的动乱。社会表面和谐，其实十分脆弱，因而无法做到永续。马尔萨斯指出，传统社会无法克服的最基本的内在冲突是人和食物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社会中，相对于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食物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而导致饥荒、瘟疫和战乱。而食物无法迅速增长的原因在于耕地无法无限扩张。所以，人口增长迟早导致地权的不均和社会剩余的减少。
同时，传统社会对高高在上的皇权和吏权很少约束，政府编制和开销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导致对税赋的横征暴敛难以节制。随着农业剩余因人口激增而锐减，政府必然竭泽而渔，陷入黄宗羲所称的“积累莫返之害”，即民间税赋越改越重的恶性循环。此外，也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用于科技发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更新。所以，传统社会无以永续，而经常有改朝换代的革命和动荡，这种朝代周而复始的变换并无实质性进步。
现代化、城市化和自然村落
为何公平和有效率的现代化必定取城市化的形式？为了解决传统社会的人地矛盾，现代工商社会借助科学技术，使农业剩余大量涌现，同时极大地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使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在粮食和劳力两方面无后顾之忧。工商业创造的源源不断的非农就业机会，使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得以安居。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在西欧、北美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
农业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不等于农村人口能够自动转移到城市部门。在错误的观念和过时的制度安排下，农村人口仍可能受歧视、排挤，长期被滞留在农村。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力提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试图走出一条现代化不等于城市化的新路。时至今日，提倡重新用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方式将农村人口留在农村，以免城市出现所谓的贫民窟的，大有人在；或者虽然勉强认同城市化的必要性，但又希望将农村人口截留于小城镇，以防止所谓的大城市病的，也大有人在。
农村工业化道路、或小城镇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当今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选择这种路径，而是选择了通过城市化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其原因不难理解。无论是生产的现代化，还是生活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海陆空交通、电力通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费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为了降低社会转型的经济成本，只有通过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才既可分享基础设施，又可分摊其巨大成本。这是一条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规律，城市经济学中称为集聚效应。⑤
所以，只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必定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聚集起来。只要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农村的剩余劳动也必然聚集到这些特定空间寻找就业。企业和人口的聚集都是为了分享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率、就业和繁荣。城市的人口和面积的自然规模取决于净集聚效应是否已经被穷尽。只要净集聚效应没有被穷尽，就没有理由人为阻止人口的流入。同时，留在农业中的人口逐渐减少，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资源却越来越多，收入自然日益提高，因而能有购买力逐渐改善自己居所周围的基础设施，享受现代化的服务。
集聚效应还有很多表现。例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意味着人才的集中，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人才的集中也必然导致知识和信息的集中，为快速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优越的条件；人口的集中又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入提供必要的前提；分工则带来效率的飞跃和创新的加速。难怪各国都用高度城市化作为降低社会现代化成本、加速内生增长的不二法门。可以设想，如果将企业和人口分散到广大空间，现代化的总成本不知会增加多少倍。
社会公正和效率两者皆要求必须允许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以城市化形式实现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前无古人的创举。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中，欧美国家在黑暗中另辟蹊径，摸索出这条彻底告别农本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其间经历各种社会运动、革命、动荡乃至战争，才领悟到无论是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的角度，现代化的道路都是一条冲破对人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各种制度性约束，让各种要素在一国之内，最终在全球内自由流动、自由组合的道路。这也是一条主要让市场机制担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道路。
西方的文艺复兴结束了神性对人性的压抑，随后发动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使理性恢复尊严，再后来，各种社会大变革废除了等级制度和各种特权，恢复了所有人在法律和市场面前的平等和自由。两次世界大战以联合国宪章的形式决定性地结束了基于殖民主义的旧世界秩序，为国家间的平等和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社会公正和效率，要素或早或晚要冲破不合理的歧视和限制，获得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的权利，在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下，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是一条最主要的经济规律。后起之国如果正视这些发达国家用血和生命摸索出来的经验、教训和规律，自然可以避免本国再度经历不必要的流血、革命、动荡和巨大浪费，大大加速社会转型，降低转型代价。
东亚模式的启示。二战后，东亚一些国家用足够的智慧和决心，认真借鉴西欧、北美用血和漫长的岁月凝成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只用30多年的时间便顺利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被世界银行称为当代经济奇迹。这一模式的精彩之处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它们本来就比较低的基尼系数值并未显著恶化。这是由于它们做到了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经济转型快慢的标志)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社会转型快慢的标志)几乎同步快速下降。这意味着，它们做到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时进行，使农村人口得以同步向城市作永久性转移。从基尼系数值的计算法可以看出，这种同步使城乡收入差得以避免扩大。
它们能够用30年左右的时间做到这点，极为不易，因为它们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大陆，而耕地比例则低于中国大陆。考察下来，它们其他制度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制度相近，都是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和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它们甚至都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过土地改革，使地权在农民之间大体平均。这些东亚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比较，最大的不同是它们采用允许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以及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这两个制度虽不起眼，但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首先，随着农业比重的下降，农村人口自动向城市转移，使农村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其二，流出农村的人口自愿出售自己的土地，获得进城定居的资金；其三，留在农村的人口得以购入土地，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收入，客观上防止了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其四，城郊农民在他们的土地根据区划确定为城市用地后，可以合法向开发商和政府提供自己的土地，抑制了城市地价和房价的过速上升；其五，房价相对便宜，人们手头的购买力就比较宽松，也就等于提升了内需，坚实的国内市场为工商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提供机会，促进了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一般命运。
自由迁徙、土地允许私有和自由买卖两项制度，防止了城乡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细水长流地消化农村人口，并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拥有的耕地逐渐扩大。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个农民拥有的土地常达上千亩乃至几千亩，相当于中国几个到十几个村的总耕地面积。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总耕地不多，无法和欧美相比，但政府的目标定为农户户均耕地15公顷，也相当于中国一个小村的总耕地面积。⑥
所以，无论欧美还是东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户出于降低来回农场成本的考虑，往往就近居住，不会继续聚居，原来的自然村落难免逐渐缩小，很多甚至完全消失，只留下村里比较好的个别农舍。这些农舍或为留下继续务农的农民自住，或出租、出售，成为城里人的度假屋。这些房舍外面保留农舍风格，但内部和周边的设施其实都已现代化。当然也有留存下来的村子，其主要人口有时并非农户，而是厌倦城市喧嚣的城市居民，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非农人员。
村庄出现这种变化得益于允许私有的土地制度。决定迁入城市工作的农户，不但可以向其他农民出售自己的土地，也可以向城里来的居民出售自己的宅院。这种产权安排和自由交易，客观上不但保留了很多被田野包围的个别农舍，还无形中保留了那些离城市不远，或有美好景观，或有特殊历史，或有艺术价值的村庄。它们正是通过引进城里人的资金和人口得以永葆青春。这些农舍和村庄往往也正是最值得保存的。
中国走出农本社会面临制度性和观念性障碍
告别农本社会还是挽留农本社会？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由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拥有世界最雄厚的外汇储备。这是用市场配置资源替代行政配置资源的胜利，是自由贸易对闭关自守的胜利，是工商社会对农本社会的胜利。然而，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成绩斐然，社会转型则不尽如人意，很多阻止要素流动、特别是阻碍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制度和观念没有及时清理。这些制度中，以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最为过时。这些观念中，关于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及农村工业化道路的观念，最值得重新检讨。
这些制度和观念反映了中国对农本社会的留恋，对工商社会的突然来临缺乏心理准备，犹豫不决，观望徘徊。既留恋往昔的宁静和稳定，对城市化前景抱有莫名的恐惧和焦虑，又向往现代化生活和城市化带来的勃勃生机，总是幻想鱼与熊掌能够兼得。迄今为止，不少中国人并不清楚凭借何种路径走向现代社会，也没有下定决心告别农本社会。有些人甚至说，发达国家当年能做到城市化和现代化，靠的是通过推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向外大量输出人口。言下之意，中国在当代和平的条件下，是无法完成城市化的。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但北欧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当年并没有靠殖民主义，而且东亚的其他经济体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也是在当代完全废除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完成转型的。
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为什么昙花一现？乡镇企业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异军突起，一度号称中国工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一。由于农民可以“织布东窗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符合某些人离土不离乡的空想，一度被誉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化道路，即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其实，这样的空想在上世纪大跃进时代用政权的形式在全国推行过，所谓全民找矿，后院炼钢，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并举，最后以大饥荒收场。乡镇企业的应运而生，得益于计划经济造成的物质普遍匮乏。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城市各部门向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农民工被允许进城打工，短缺经济正式结束，乡镇企业无法和具有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的城市企业相竞争，纷纷败退下来。
原因很简单，乡镇企业所能利用的本地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设施实在太差。它们分散在农村如此广大的空间里，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产品质量粗糙，设备陈旧。短缺经济结束后，乡镇企业因失去市场，被迫实行民营化，并纷纷迁往城市周围的新工业园区。现在，除了位于城市周围和沿海口岸的乡镇企业幸存下来，或者是直接加工农产品的企业被保存下来，其余基本被淘汰。这表明，只有城市工业化道路才能大幅降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虽然一度给某些十分留恋农本社会的人带来希望，但转眼成了明日黄花。要实现全面现代化而又让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空想。如果一定要走这条路，那一定是一条少慢差费，违背历史潮流、违背人心的道路。
现行户口制度和人口壅塞湖的横空出世。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公报，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0亿人。⑦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但并未取得本地户口的农民工约有2亿，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36%左右的农民工份额。2亿农民工不是个小数，涉及住房、医疗、社保、教育、卫生等设施的巨大需求，需要未雨绸缪。但是，各地政府以现行户籍制度为根据，希望他们在城市打工一段时间后最终返回老家，因而对他们的住房和户籍基本上不闻不问。
事实上，不仅这2亿人越来越难以返回老家，而且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需要离开农业。假设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根据中国的现有人口，农村还留有6.8亿居民。⑧假设18亿亩耕地能够在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下幸存下来，并假设农村只留1亿人口务农，需要移出的农业人口仍高达5.8亿。这还是极为保守的估算，因为届时农村的人均耕地也不过18亩，相当于1公顷多一点。凭这样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农村人口又如何追上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所以，要追上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只有迁出更多的务农人口才有希望。不然城乡收入差距势必不断恶化，引致爆炸性局面。
面对这一形势，政府许诺先开放中小城市的户口，最后废除大城市的户口限制。问题是，工作机会大多分布于沿海一线城市和各地的省会，这些大城市每个都有几十万到几百万农民工，要他们迁移到中小城市定居，不但沿海城市和省会都市会立即瘫痪，而且大部分农民工会立即失业。如果继续犹豫不决，滞留城市而无法定居的农村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目前的户口制度明显地在徒劳无益地抗拒城市化历史潮流，结果在城市地区形成一个水位越来越高，时有凶险汛情的壅塞湖。一旦溃决，后果不言自明。很清楚，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总是慢一拍，缺乏超前意识，因而处处被动。
中国安全问题的真正短板。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然而基于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观念，这种制度又被维持至今，对农村人口进城和社会转型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农民工很难在工作所在地(多集中在沿海一线城市)定居，除户口外，更关键的是房租和房价太贵。房市泡沫的背后其实是土地价格的泡沫化，而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的泡沫化根源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中央政府不肯放弃对城市用地的高度垄断，地方政府不肯放弃土地财政，是现行土地制度得不到改革的深层原因。
当然，这两个理由拿不到台面上，台面上的理由是确保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自然重要。但每件事都有度。为了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不顾房价飞涨和农民工难以进城定居，是无法以理服人的，因为失去了度的分寸。很容易证明，这样的逻辑只会削弱中国的总体安全。安全是一个复合概念，由很多方面组成。除了上述两项安全外，还有诸如石油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等。总体的安全犹如一个由许多板条箍成的水桶，其容量由最短的那块板条决定。对中国来说，最短的板条并非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因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自2004年来一直在95%以上。⑨目前，中国总体安全的最短的板条有淡水、石油、生态、环境。其中，石油的自给率已经降到50%以下，随着工业化和汽车销售的迅速上升，这一指标还会继续下降；⑩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量的25%，而且中国水资源的大部分用于农业。11
中国其实有很高的粮食安全，不但维持了很高的粮食自给率，而且有充足的外汇，可以大量进口粮食，特别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长期储存。遇到战争，除耕地外，公园、后院、路边荒地都可利用，几星期便可种出蔬菜，几个月便可养出家禽，半年便可收割庄稼。所以，中国并不可能因粮食禁运而瘫痪。而石油安全却越来越低，而且没有替代办法，因为后院的土壤再肥沃，也种不出石油。石油短缺不但影响交通、生产，更影响军事行动的能力。战争时期，封锁石油的海上运输线比粮食禁运对一国的伤害要致命得多。然而没人说，为了石油安全，我们应该严格控制工业化和汽车工业。那么，为什么要基于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理由，剥夺农民自主买卖土地的权利，延缓城市化呢？地价和房价已经伤害到全体农民和城市中下阶层的切身利益，严重阻碍真实城市化的进程。
因为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中国离东亚模式渐行渐远。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对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安排也极不适应。首先，上文提到，东亚一些国家、地区采用自由迁居的户口制度和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因而在高速增长时期避免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之所以没有随着农业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持续扩大，歧视性的户口制度是重要原因，而房价的高企是另一个主要原因。其二，长期离开农村的人口无权出售自己的土地，无法获得一笔进城定居所需的资金，因此即使荒芜，也不上缴集体。其三，决心留在农村的人口则难以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收入。因而实行土地承包制30多年的今天，大部分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仍和当初相差不大。如果他们是纯粮农的话，收入增加更为有限，因为和生产周期很短的菜农不同，粮农生产周期长，要提高收入，主要靠扩大土地经营规模。12其四，随着城市化进程，城郊土地继续作农田的机会成本迅速上升，但城郊农民无权改变农田用途，无权向城市自主供应建设用地，因而无法抑制城市地价和房价的过速上升，也无以分享城市繁荣。其五，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房价暴涨，吞噬人们的购买力，使内需难以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的国内市场难以快速成长，减少了非农就业机会，延缓了真实城市化率的提升。所以，现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用地价格和房价的暴涨，必然无法细水长流地让绝大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因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自然村落和城中村的此消彼长
村庄从城外到城内的空间位移。从以上分析看出，现代化只有采取城市化形式才能利用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和集聚效应，大幅降低现代化成本。同时，经济转型必须和社会转型同时进行，才能防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就需要相应的户口和土地制度。在当代条件下，企图维持农本社会的人口分布，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只会使农村人口陷入长期贫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方面农村的自然村落普遍出现所谓的空村化，特别是贫困的纯农区，居民日益变为老弱病残幼(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城市却出现越来越多的以城中村为代表的贫民窟，其中的居民大多来自农村。换言之，农村人口正从自然村逐渐转移到城中村。
由于长期漠视农民工的身份和居住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亿之多。更严重的是他们和城里人之间的扭曲关系。城里人认为，以城中村为代表的所谓贫民窟条件简陋、人口密集、环境脏乱、设施不全、治安不良，不但对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十分鄙视，而且寻找理由清理、拆迁这些所谓的贫民窟，目的是赶走居住在那里的外来打工者。但是，由于房租相对低廉，以农民工的微薄工资，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栖身。况且，城中村无论是环境还是居民构成都介于城乡之间，新老居民有较多共同语言、相近生活习俗，为新来的农民工提供了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缓冲地带和机会。
所谓城中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13
如何看待被视为贫民窟的城中村。据郑思齐、任荣荣对北京城中村居民户籍构成的调查，发现其中86.5%为农业户口。与迅速老龄化的都市人口结构相反，城中村的居民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显示勃勃生气和活力。14北京城中村的情况应该也反映了全国的城中村情况。城中村的大量出现，虽然为正在老化的城市送来了年轻力壮的劳力，
但这些劳力的居住状况并不是城市化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如果政策和制度设计富有前瞻性，例如放松对土地供应的控制，增加低价楼盘和廉租房的供应，及时吸收农村进城人口，城中村虽然仍会出现，但不会到处蔓延。
城中村的蔓延不仅反映了现行土地制度、户口制度的严重失败和30多年来政府在向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和户口方面的不作为，也反映了本地和外来农村人口克服层层制度障碍和重重歧视，不屈不挠地寻求分享城市繁荣机会的艰辛。这种钢铁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应该令政府和城里人羞愧。正是以城中村为代表的贫民窟帮助农民工找到栖身之处，使他们在建设和服务城市的同时，多少分享到一点城市的繁荣。
所谓贫民窟，一般指人口密集，居住条件、卫生条件、治安条件和服务设施等均低于一般标准的居民区。15所以，贫民窟是一个相对概念，由各国生活水准和居住条件决定，并随社区生态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趋于尾声，贫民窟自然减少。16有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贫民窟，认为这是印度、菲律宾、巴西这样国家的专利，并坚持中国城市化不能有贫民窟，否则叫停城市化。不管出于何种崇高动机，这种说法并无历史事实和经济学理论作支撑，损害的恰恰是农民的利益。和亚非拉的一些城市不同，甚至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不同，中国地处闹市、暴露于人们视线之内的贫民窟确实不多。但是，高楼背后的贫民窟到处可见，甚至又因老城区居民迁往更现代化的新区，留下的老旧住房逐渐为外来人口居住，形成新的所谓贫民窟。17一些偏远小区，大量空置楼盘里的业主为了追求租金，默许楼房群居现象，实际上形成了有现代外观的贫民窟。此外，外来民工还广泛居住在城市的防空洞、地下室和阁楼里。最有特色的贫民窟，则是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出现和不断燎原的趋势。而且和其他贫民窟居住者不同，在城中村居住的大多是已婚、配偶和子女在身边的外来打工者。18所以，城中村的农民工很多已决定全家在城市定居。
如此看来，中国贫民窟虽然隐蔽，其实广泛存在于大街尽头、高楼背后、小巷深处、天上(阁楼)地下(防空洞和地下室)和城乡结合部。从各国城市化历史来看，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即使一些最发达的国家的都市都存在贫民区，只是比重逐渐降低。例如纽约市便有不少贫民窟，包括被一些白人视为有异国情调的唐人街。随着一波又一波来自中国福建等省的新移民的到来，曼哈顿的华埠最近二十年反而向边上的小意大利区扩张。后者虽遭“渗透”，却没有发生种族冲突，因为华商通过两厢情愿的购买方式获得后者的房产。由于唐人街帮助吸收华人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为各族居民提供服务，创造就业机会，贡献税收和人才，虽然存在脏乱差、人口过于密集、居住条件较差、有地下犯罪活动等问题，纽约政府并没有视为异物毒瘤必除之而后快。美国政府认识到，除非贫民窟背后的人口和经济原因得到根除，用行政命令取缔是徒劳无益的，只会逼得贫民窟的居民越来越转入地下，更难获得他们的信息，因而更难管理。
所以，中国是否存在贫民窟的问题，完全是个伪命题。即使最发达的国家和排名最前列的大城市都不能避免，没有必要对2亿农民工的简陋居住条件视而不见，继续否认中国存在贫民窟的事实。如果有价廉物美而供应充足的廉租房，农民工不会偏要住进城中村、地下室或阁楼的。如果农村老家的收入比城市高，农民工也不会住进城市的贫民窟的。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农民愿意前赴后继来城市讨生活？政府面对大批农民工进城，在住房和户口问题上做了什么？农民工无怨无悔地自己设法在所谓的贫民窟找到庇身之处，又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天下有这种道理吗？不准城市有贫民窟的人，为何不担心随着城市越来越富足，农村，特别是纯农业区越来越像个巨大的贫民窟呢？为何不怕城市四周的人口壅塞湖有一天决口？所以，为了最终消灭农村的贫民窟，首先要正视城市的贫民窟兴起和存在的深层原因，尽量利用其优点加速城市化，同时加强管理、改造，尽量限制它们的弊病，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
自然村和城中村顺利完成空间转换的关键——市场导向的地权和户口改革。从东亚邻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有市场导向的土地和户口制度，对土地和人口的流动不是一味地堵塞，而是细水长流地疏通，不但不会出现高位人口壅塞湖，而且经济转型会和社会转型同步完成，实现具有包容性和分享型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陆过去30年赶上世界经济的黄金时期，然而在户口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没有抓住机遇大胆改革。所以，中国经济虽然实现高速增长，但社会转型步履维艰，以致一方面农村空巢化，一方面在城市地区形成高位人口壅塞湖。这表明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再不改革，纯农区因土地无法顺利向种田能手集中而更加相对贫困化，而城市地区的壅塞湖则因更多农村人口的到来而面临更大的决口危险。
自然村落的逐渐凋零和以城中村为代表的贫民窟的崛起和蔓延，其实正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它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构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过渡阶段。尽管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原意是要控制这一过程，然而这一过程还是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十分僵硬、过时，它不可能挡住要素追求自由流动、自由组合这一经济规律。当然，由于这两个制度的存在，大大延缓了社会转型的速度，人为制造了很多社会冲突和摩擦。从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看，允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的制度有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功能。为了使城乡之间的人口转换顺利完成，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其中，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体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民集体和个体在符合城规和区划的前提下有土地交易的自主权最为重要(文贯中2010)。
同时，对以城中村为代表的所谓的贫民窟要实事求是，要将这些贫民窟看作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过渡地带，并积极改善贫民窟的交通、卫生、治安、消防、教育设施，使其中的居民更愿意定居下来。在有条件全面改造以城中村为代表的贫民窟的时候，必须兼顾贫民窟中的业主和房客的利益，而不是将农民工简单赶走了事。要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地同权同价，使城中村得以合法提供城市建设用地和翻盖廉租房，并积极配合政府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卫生和教育，更好地容纳源源不断到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这样一来，那些现在不合法，但广受农民工和城市中下阶层欢迎的小产权房可以合法。在理顺土地产权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将土地财政顺利地转到物业税的轨道上来。目前一些地方用行政命令搞“并村上楼”的作法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位于市场交易，让农民通过土地交易自愿并村上楼，避免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避免引起社会冲突。最后，尽快开放所有城市的户口限制，改户口控制为户口登记。
结束语
中国自1978年至今的30多年里，取得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就，标志之一是农业比重已快速下降到GDP的10%左右，和被称为东亚奇迹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大，标志之一是城市人口的50%左右仍为农村人口，而且占人口14%左右的农民工并未取得市民身份。社会转型远远落后于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城乡收入差持续恶化，城乡对立尖锐化。审视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的异同，可以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大约30年时间内，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各项经济制度、政策和1978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十分相近，都是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但东亚其他经济体允许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土地的私有及自由买卖。这两种制度帮助它们几乎同步完成经济转型及其必然引起的社会转型。中国由于没有及时改革其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城市化日益成为城市的自我现代化，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特别薄弱，而土地产权不清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引起的纠纷和冲突又特别频繁。由此看来，继续回避这两项制度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对立只会进一步加剧，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希望也就愈发渺茫。
注释
1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08.htm.
2赵晓林：“冯骥才：中国10年消失90万个自然村村落价值堪比长城”，《济南日报》，2012年6月7日。
3本文中农业剩余和社会剩余均指粮食剩余，即农业人口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粮食之外的剩余。这一剩余的多少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农本社会所能达到的城市化水平。
4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21～23页。
5从城市经济学理论看，城市之所以有内在的冲动不断长大，是因为在任何给定的人口数量上(横轴)，只要城市集聚效应(竖轴)带来的边际收益曲线还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两者之间的面积所定义的净集聚效应就会推动城市人口和面积不断扩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会逐渐下降，而边际成本则逐渐上升。城市自然的人口边界由这两根曲线的交点决定。
615公顷相当于225亩，以中国人均耕地2亩计，相当于112人的总耕地面积。这个人数是足以抵上中国的一个小的自然村的总人口了。
7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公报的第一节和第十一节。关于人户分离的人口，该公报附注23说明，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关于流动人口，该公报附注24说明，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9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26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时说，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见中国食品科技网，http：//news.10jqka.com.cn/20100827/c63194040.shtml，2010年08月27日。
1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http：//baike.ifeng.com/doc/25976。
11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019.htm.
12另一个办法是提高粮价。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即使国家有充沛的资金扶助粮价，一旦国内粮价显著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就无法阻止粮食的大量进口。何况政府并无这样的资金可以在国内长期支撑高于世界市场的粮价。长期补贴粮价还会使本国的农业丧失国际竞争力，重蹈日本的覆辙。
13http：//baike.baidu.com/view/230873.htm.
1418参见郑思齐，任荣荣：“‘城中村’住房问题：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一章的图一，满燕云等编：《中国低收入住房：现状及政策设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8、120页。
15大英百科全书关于slum的定义如下：“Denselypopulatedareaofsubstandardhousing，usuallyinacity，characterizedbyunsanitaryconditionsandsocialdisorganization.”
16之所以用“一般来说”，是因为像上海这样的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都市，其市中心仍存在大片贫民窟。例如上海黄浦区位于原南市区周围的社区，以今天的眼光，绝对可以说是贫民窟。
17上海市中心至今还有不少街区没有管道煤气，抽水马桶，几家合用厨房和自来水，每天倒马桶，例如原来的南市区(现在是黄浦区的一部分，紧靠外滩，南京路和十六铺码头)。这一带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但仍留有大片二、三层的砖木结构的瓦房，聚集很多外来打工者。以今天的眼光，这些街区无异于贫民窟了。然而，相对于闸北、虹口、普陀等区当年的大片棚户区和滚地龙，老南市的这些民房的居住条件又不知要好多少倍。至于外地城市中的所谓贫民窟更多。例如，相对东部一线城市，从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来说，开封老城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参考文献
季羡林：《季羡林对话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满燕云等编：《中国低收入住房：现状及政策设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文贯中：“结构性失衡、内需不足，过时的土地制度和走出困局之路”，《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文贯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研院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等。
主要著作：《TotalFactorProductivityChangeinChina"sFarmingSector：1952-1989》、《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