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一些新生代儒家学者及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持续努力下，在公众视野中沉寂已久的儒学又重新获得了一定声势。尤其是今年7月在贵州举行的“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更使这一声势达到了一个相对高潮。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儒学成为当今的主流话语开始产生信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儒学欲成为中国当代的主流话语，有其优势和可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将文明持续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国度，传统文化是中国的一大骄傲。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自我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它深深浸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液骨髓之中。这样一种天然血脉相承的东西，易于在观念层面上被普通人接受；时至今日，在体制内正统意识形态日渐萎缩、虚脱的背景下，相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执政者显然也更愿意看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不仅如此，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已经超越国界，延伸到整个全球华人圈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由于中国在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太厚重，因此，至少在全球华人圈，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仍然息息相关。据极力主张“亚洲价值观”的李光耀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曾对他疑忌重重，因为范认为“你们中国人无论出来多久，骨子里总还是中国人”。
由于拥有这种优势，正如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所说，中国可以依据传统文化搭设一个平台，以之整合全球华人，在全球化时代，展开全球性的文化竞争，建设一个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及全球华人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而且这也可以成为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即中国文化拓广了世界文明的进路，丰富了未来的可能性。
儒学虽然具有这种深广的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它在中国社会仍然居于边缘、沦为弱势，这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儒学的复兴，遭遇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梗阻。
政府及体制内的意识形态在两个方面拒斥儒家。第一是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虽然其内涵已日渐空心化、其功能已日渐萎缩钝化，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它至今仍盘据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位置。正因其虚弱，所以它时刻对异质和异端保持警惕。迄今为止，这种意识形态与其它一切系统的理论学说都保持距离，只不过为了实用需要，在技术层面通过“为我所用”的改造接纳了其它理论的一些说法，体现出某种与时俱进。例如以经济自由主义锻造了“改革话语”，以政治权威主义锻造了“稳定话语”。
由于儒学是一套高度自洽的内敛体系，它自然受到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警觉和排斥。传承久远的儒学迄今还未衍生出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话语体系，因此它也不大可能仅仅在实用技术层面对正统意识形态有所帮助，所以儒学和官方正统话语在今天仍然表现为某种不相容，这是儒学不能得到官方正面支持的主因。
第二，“靠拢和争取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已成为中国国策，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进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话语必然表现出对国际主流话语一定程度的迎合。除了一些性命攸关、与政权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内容外，除非不得已，官方话语不愿意表现出与国际主流话语的异质，更害怕被指责为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而特立独行的儒家话语，确实有可能使中国蒙受这种指责，这是官方话语不愿意让儒家靠拢的第二个原因。
在民间学界，背靠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示范和国际主流话语的自由主义理论已居于主流，成为“学统”。这种根植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理论话语，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与根值于农业文明和传统社会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虽然今天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保守主义名义下寻求与传统文化的接近和牵手，但谁都看得出这种动作只是功利主义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由于自由主义在当前语境下无法从“学统”上升为“政统”和“道统”、某些自由主义者在急于求成心态下的一种寻求突破的进路迂回。这样一种投机做作，既不可能真正自圆其说，也不可能持之久远，只会同时糟蹋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
在一个变动加剧、向未来高歌猛进的时代，主流话语对过去的东西必然有一种疏离。不但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在当今居于强势的各种理论学说，其主流对儒家都持排斥。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儒家学说，本身也难以为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提供解释，而主要只是对人心、对社会提出一种规范性要求，这是儒学至今在民间其音渺渺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文化民族主义者寄望于体制的力量，希望政府能够将儒教定为国教，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这一目标，至今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新儒家们的共识。
客观说，这样的目标较少可行性。如上所述，除非当局完全放弃原来的正统意识形态，否则它不可能接纳任何另一种系统的理论学说，更不可能定立国教。在传统合法性遭到质疑、自感脆弱的今天，官方需要的是与现实生活紧密合拍的强大合法性支撑；而与当代世界主流文明的趋势进程相迥异的儒学至少在完成自我改造之前还不可能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强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它也不可能取正统意识形态而代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化的主流更适于自我定位在儒家或儒学，不宜称儒教。儒教之称，具有对外的排它性和对内的统一性，较少兼容，不能多样。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信息开放时代，理论如果丧失了兼容性和多样性，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就国家支持而言，在信息开放时代，正面支持和定为国教的强制性举措未必能产生好的效果。国家支持的儒教在国际示范和内部矛盾积淀的双重夹击下，很可能沦为与当今正统意识形态一样形同虚设的道具。意识形态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支持，但国家支持在信息时代应该采取更巧妙有效的非强制方式。就象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态度和待遇来支持某种声音、抑制另外的声音。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有过成功示范，例如通过态度和待遇的不同，扶持经济自由主义，抑制传统左派。
传统文化只要能够赢得类似今天经济自由主义的待遇，就能够获得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但是，在此以前，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儒学的自我改造，即现代化的改造。儒学要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能够对现实生活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即能够从自身立论出发，解释诸如现代化进程、市场竞争、社会的利益分化等等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重大课题，才能够在现代语境下与其它现代理论相抗衡，才能够具有理论竞争力。
一些文化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由国家推广来赢得民众，但是在实际上，除非你能够不借助外力赢得民众，在民间话语中争得有利位置，否则你就不可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在信息开放时代，政府包办的思想是没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由于历史原因，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弃之不去的鸡肋，没有人还愿意重蹈覆辙。
如康晓光所言，一切体制的合法性理论都预设着体制的合法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与现实本身有很大差距，所有的合法性都没有成为现实。同时，所有的合法性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或革命者的革命进行辩护，合法性理论对于统治阶级或革命者来说，是他们利益的直接或间接表达；对于被统治阶级或被革命所运动的群体来说，则是一种不同程度的欺骗。
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方面是，合法性理论还有成功、失败之别。成功的合法性理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虽然没有成为现实，却能够使人们相信它能够成为现实，而且是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纵然这种“相信”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换言之，成功的合法性理论纵然不是“真”的，但是它够“美”，因此人们愿意相信它的“真”。
更重要的是，关于“美”的认识（审美观）是因时因地因形势因对象而异的。无可否认，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王道”曾经很“美”，当时的人们愿意相信其“真”；但是到今天，这一切已未必还能够打动人心。能否打动人心、成为普遍信仰是合法性理论成功的关键，儒学的优势是戴着传统文化的桂冠，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认同联结在一起，怎么赋予这种桂冠和认同以合乎时代需要的内涵，这是当代儒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意味着儒学的脱胎换骨和浴火重生。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虽有人在尝试，但至今成果寥寥。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儒家学者对儒学自我改造的艰巨性还认识不够，且没有把改造方向放到适应现代性、即对现代生活的解释、争取现代人心上来。说到这方面的努力，儒家不但不如基督教，甚至不如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道两家，在这方面都大大落后了。
文化民族主义者现在开始注重集合起来集中发出声音，以引起世人和政府的重视。但是，儒家应该明白，如果它不能搞好自我改造，就没有人会真正在意它的声音。（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