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学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历经译介学习、本土化移植之后，社会学现已推进到建立自己完备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话语阶段。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不仅在于各学科论坛的多样化、国际化和专业化，而且还在于其基于问题意识所表征的现实性、实践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我国社会学界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与创新契机。经济体制改革带动的社会结构转型，使我国在短短3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已从计划经济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人口成年型社会过渡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从阶级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发展为阶级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我国社会的赶超型与压缩式发展，使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都能通过宏大社会的叙事亲历或体验其变化过程，并藉此以中国发展的历时性检视和反思西方社会学已有的经典范式，以本土社会的经验模式形塑自身的理论假设，因地制宜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我国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各国交往关系的加深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等，进一步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的兴趣。原来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而衍生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学理解释框架，已远不能满足西方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需要。因此，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所提供的学术观察舞台，不仅给我国社会学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机遇，而且也极大地吸引了西方的眼球，激发了他们研究中国的热情。自200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与《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涉及别国的文章，最多的当属中国。所以，如果将中国社会学解释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则国内社会学界的建树、国外社会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共同促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热”。
社会学的使命及本土化、实践化
我国社会学在重建伊始，就具有“立足于国情研究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意识。费孝通、雷洁琼、陆学艺等已故社会学家，无不倾其全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无不以中华民族之大业为己任，无不鞠躬尽瘁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国社会学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为背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脉络，步入了自身特有的本土化过程。
基于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长时段考察，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基于对教育与妇女儿童问题的长期关注，雷洁琼先生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基于对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纵深研究，陆学艺先生系统论述了我国的“十大阶层”及各阶层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影响。长时段与短时段社会变化的过程性特征，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农村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下岗分流”、社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收入分配、产权制度、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的乡土记忆、社会分层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农民工的市民化等，既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改革实践为社会学学科发展注入的时代内容。
在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建立“中国气派”社会学的使命感、立足于我国具体社会情境建构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以及着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强烈实践化取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学繁荣发展。可以说，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在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社会学在扬弃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国社会学极其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对学术研究智库的倚重等，在学科发展与社会政策之间搭建起了较为通畅的沟通桥梁，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学学科的实践化趋势。社会学调查数据库的积累与丰富，实验室建设的有力推进，也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