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来，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不断地在历史问题、台海局势、领土主权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等方面，加速了对中国的持续挑衅，严重地冒犯中国人民的尊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终于在日本谋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机，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先后暴发了自发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日关系处在了一个高度紧张而危险的关头。这样的形势，自然是对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严峻的考验，考验各方能否在此紧要关头，找到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进一步恶性升级的办法，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解决争取从长计议的时间。但是中日局势的紧张，不仅是对中日双方政治智慧与理性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严峻考验。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要能充分体察民意，代表国家和人民，表达严正立场，采取切实而有效的行动维护国家尊严和捍卫主权；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如何妥善地处理不断升温的民族情感，以便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能够理性、合法的展开，维护国家的安定。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积极行动的热血青年来说，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地认识这场反日爱国运动的性质，如何将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势力与那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如何用理性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与义愤，从而既充分表达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情感，又能够给予政府以强有力的支持，以便政府更好地进行外交斡旋。也就是说，政府和人民都有不可推荐的责任，共同促使这场正在展开的爱国运动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过去两、三周的情况表明，在某些地区的游行中，的确出现了个别不理性的过激行为，于是我们看到，官方媒体以及互联网上的舆论（尤其是精英网站），都在呼吁民众应该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理智地表达爱国情感。这样的呼吁与提醒，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民众并不直接掌握国家资源，在现阶段他们除了以网上签名、上街游行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外，几无其他手段进行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回应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挑衅。而反之，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与日本政府进行严正的交涉，以有效地阻止或回击日本政府对中国进一步的挑衅，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方式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以什么样的措施来对待和处理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民情等，一切方面的决策权与行动权，基本取决于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政府一方。这样，形势就给我们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政府与民众的爱国互动中，政府究竟会被民众和历史评为民意的真正代表、国家稳定的守护者和有胆有识的爱国政府，还是取外诲与民族，施暴力于人民，留卖国之罪名的政府。 这种由外部势力（主要是日本）的挑衅与侵略而引起的内部关系的紧张、对政府的考验，并非当前政府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而是至少自民国以来就反复出现的情况。随手就可以举出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总是采取外软内硬的手段以应对，其结果既未能安抚外患，反倒造成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未战而就输人三分。为什么历史会一再出现这类亲者痛、仇者快的情况呢？大陆传统近现代史给我们的答案似乎是，那些统治者和政府都是些天生的卖国求荣者。但是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和当权者，是天生的卖国者，他们之所以不能保护自己的本国利益，反倒用暴力压制国内的爱国运动，虽然不能免除统治者个人的原因，但都与现实的客观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军阀割据，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各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非常大，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及东北的不少地区都被殖民占领与租借，日本及其他强国可以直接通过各种经济、政治、军事手段干涉中国内政，给北平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北洋政府大都对外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妥协，背着国家和人民，签署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多项卖国条约；对内阻止并镇压民众的爱国活动。
同样，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军阀割据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共产主义革命也在城市与乡村日益深入地展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并咄咄逼人不断地向华北挺进。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储备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就一再对日本退让妥协，并签署了“塘沽协定”等卖国协议，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并“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不仅助长了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的气焰，也更加强烈地激起了国内反日、反政府的情绪，国家没有安定，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落下了卖国求荣的罪名。这也为其以后大陆政权的丧失，铺垫了民意反对的基础。 与当年相比，现在国家内部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外部也面临着美国势力或明或暗的遏制，以及台独问题的威胁，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处理日本威胁和国内民众反日情绪的事务方面，拥有当年历届民国政府所不拥有的有利局势。整个大陆的统治是高度统一的，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家综合实力也有了相当的储备；而且美国还没有解决“反恐”、中东及“朝核问题”，它还需要中国的帮助。由综合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应该有充分地信心，相信过去的历史不会重演，相信政府与民众一定能够团结一心，携手并肩应对日本政府及右翼的挑衅，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保持国家稳定，维护地区和平。即便不做如此乐观估计，至少也应该相信局势还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不再会发生政府与民众因对日本挑衅的不同态度，而导致对立、冲突与国家动荡。然而形势并不容如此乐观。
首先我们不能指望日本政府方面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让步与友好的举动，减缓中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即便4月17号日本外相到中国访问，日方有所退让，双方达成某种缓和局势的协议，那也只是局势的暂时缓和，历史与现实已经充分证明，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不久仍然会继续进行挑衅。
其次中国政府方面，在对日事务的处理上，近些年来留给民众的印象一直是过于偏软。我们的政府好像只会发表一些空洞的外交抗议，几乎从未采取切实的行动，回应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的挑衅。这种印象或许是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但是误解与否本身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极可能在一般民众心理中所形成对政府的不信任。例如“凤凰网”上有一个关于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的民意调查，调查共有五个选项（只能选择一个答案）：一，日本政府不能正视历史，履次动作；二，中国态度不明，让日本有恃无恐；三，中国民众情绪过分偏激，激化矛盾；四，日本民众整体对华仇视情绪上涨；五，其他。截止4月17日傍晚，各项选择的人数依次分别是：4239、3622、78、1711、105。尽管参加投票的人数只不过七八千人，但它说明在对日问题上，民众对政府不是很信任的，更谈不上满意。而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都是造成政治统治不稳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不信任，既不能有效的及时排除，有没有恰当的表达、解决机制，那就很可能酿成社会动乱。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政府和民间及时良性互动的机制，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消除民众对他们在中日问题上的不信任感，主要依赖于政府现在和今后的表现。虽然近段时间以来，政府有关人士在多种场合都表示中国出现的民众“反日”示威游行，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挑衅行为的合情合理的情感表达，而且政府也没有强行阻止民众上街示威游行。可是国内各种媒体都不报道各地的示威游行活动，互联网上的有关消息也被越删越少，直至近一周以来的难寻踪迹；大陆外电视台落地节目的相关报道也被覆盖，甚至凤凰卫视关于美国华人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消息，都被覆盖。这样的舆论控制，不仅使得中国民众无法了解他们本想也完全有权利了解的事实，而且好像是在告诉大家，这些游行都是非法的。政府一方面严格控制消息，但是另一方面又要让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传播谣言。请问民众不能从正常的渠道得到信息，他们能不依靠道听途说吗？没有比较他们又怎样能够识别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真相？他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又如何能够相信政府？他们这也不知那也不晓，又怎么能够不将当下的情况与所知道的现代历史相联系呢？
总之，在处理中日敏感问题上，政府过去和现在的行为，都不足以让民众充分的信任，对政府缺乏信服的民众，就容易将对日本政府及右翼的不满延伸到政府身上，而民众抗议中的非理性成分，也就容易被发酵，形势就容易向不利于国家团结、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现在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只发社论、做指示，让大家理性地表达正义情感，告诉大家和谐稳定社会的重要性，而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让民众信服。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呢？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自然无法替代政府说三道四，但是我以为在眼下政府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新闻舆论方面，政府应该停止对相关消息的严格封锁，不要让民众产生错觉，以为政府是在愚民。政府一方面应该允许报道国内有关的抗议活动及其他更多的相关消息，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电视等醒目的方式，让大家充分感受到抗议活动中的个别过激行为被境外媒体放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及时的准确的信息报导，或许会产生过于敏感的负面作用，但却会帮助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从长远看一定会有助于形势的良性发展。
第二对游行示威的掌控。几天之前，北京市及其他地区的公安部门，都先后发表谈话，告诫民众示威游行要事先申请，未事先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游行都是非法的。这样的声明从法律条文上来说毫无问题，民众也的确应该在游行之前向有关部门申请。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只存在政府发动的游行和民间自发的非申请的游行，政府与民众之间并未形成申请和批准游行的传统，民众对申请游行还是有相当顾虑的。所以政府现在只是提醒大家应该事先申请批准，而并没有对近日来各地未经申请批准的游行采取强制的管制，这显然是合适的。即便今后仍然出现未经事先申请的爱国游行，也不应该加以过分干涉。政治所应该做的就是，维护好社会治安，对游行中所出现的过激违反行为依法处理。政府示诚意于民众，民众也就可能学会走事先申请的合法途径。
第三对日本方面。一是应该继续坚持正面肯定我国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正义性，绝对不能向日方做什么道歉、赔偿。二是东海领土的争端方面，如果日本方面真的胆敢在我国东海海域进行勘探、开采或骚扰，我们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加以驱逐。至于“春晓油气田”的开采，日本方面认为春晓油气开采吸走了所谓“争议海域”的油气，那么就告诉他们尽管在日本海域一侧进行开采好了，我们绝对不停止开采。如果在毫无争议的自己的领土内进行经济活动，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那么还有什么主权尊严可严。如果这样无理的要求都能得到回应，那么日本右翼教科书，将“九一八”、“七七事变”等事件，说成是中国对日本的挑衅，岂不是也有道理了吗？三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政府是否也应当考虑适当改变只说不为的政策，如果日本还出动军舰巡航或驱逐我“保钓”船只，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借鉴韩国的做法，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篇写了四五天的短文终于可以完成了，最后我想说明，其实我们的政府在维护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面，在保卫国家尊严与主权方面是做了不少的工作，17号中日会谈中国方面的表态与回应，就很恰当，所以我们民众的确应该相信政府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有关问题。但是，一定程度的民众不信任是已存的事实，正是不希望这种不信任感继续扩大，不希望让现在竭力维持国家稳定和主权独立的政府，背上历史的骂名，不希望国家陷入内乱，本人才最终决定结束犹豫完成此文，并以真名发表……
2005年4月14日至4月18日，来源：公法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