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2000年，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总体呈现为对未来抱有乐观主义的积极态势。2000年后，尤其2008年后，社会心态中的负面感受增多，在我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作为判断社会心态演变的一个节点。也许是过去忽略了某些东西，很多负面的社会心态我们此前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而现在一下子感触良深，深为所困，所以酝酿出一种整体性的认识：负面社会心态危机蔓延。
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在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步阶段，那时尽管经济、个人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但大家都沉浸在相对轻松愉悦、对未来理想憧憬的氛围中;并且由于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砸碎，所以说那个年代令人怀念和向往。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基本心态相对平和。邓小平同志南巡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涨，所有人都在追逐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没有停下来、静下心来感受社会心态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是生活条件改善的人群(先富起来的人)，还是改善相对少的人群都沉浸在追逐之中，对于追逐带来的后果和差异，没有直观感受。大家处于“瞎忙”的状态，甚至还乐此不疲，对于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尚未有所感知，所以总体来说社会心态恶化还未出现。
2000年后，问题开始严重。一方面，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变化带来的阶层间差异为人们所感知。草根阶层不满情绪开始蔓延，对中产阶级，尤其对精英阶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憎恨开始日渐增多。
2004年，不和谐之声初现，我国开始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那时国家致力于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当时许多社会心理学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基本情绪的基调是积极的、向上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洗百年来中华民族屈辱，为我国带来的机遇有目共睹，对于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形象提升有相当大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4万亿一揽子计划，让世人感受到了风景这边独好，整个社会心态的消极部分被遮蔽。总体上，人们都未严肃意识到中国社会心态的危机和负面情绪悄无声息的蔓延。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过后，各种不正常社会心理逐渐增多，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社会矛盾的出现，并指出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出现消极的心态，比如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力、冷漠。整个中国社会心态的现状，或者说30年的演变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中国人过去保守，不愿接受新事物，在今天社会流动的带动下，对他人、他文化的接受已极大改善;对于个人生活失意变得比较平和，前提是未受到不公平待遇，确实是自己能力有限;关于竞争意识，敢为人先的意识是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前20年更多是积极，而后10年消极增多。
时不我待：个体病态到社会病态演变原因
从过去某些个体病态到现在的社会病态趋势的演变，有其社会深层原因。拿焦虑这种社会心态来思考，我们发现，中国现在是“恐慢”：赶超别人，以不被别人赶超为逻辑。事实上，从1840年西方列强靠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的焦虑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不如别人。梁启超、李鸿章、孙中山都是这种心理，要改造中国，时不我待;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加深了领导人的焦虑，因为他要向中国人民证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因此要赶英超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人何时会焦虑?那就是危机的出现。危机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努力和奋斗，会化解危机;第二种是已经看到结局，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化解危机，就只能消极等待。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是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与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个人压力，和唯恐被人拉下的焦虑开始传导到其他人身上。
除焦虑外，现在社会还有很多病态心理，但很多社会病态相互之间很难区分。焦虑和浮躁可以分开，但实际上，浮躁和焦虑又有关联。有些病态心理之间的含义让最严格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很难区分和界定。多与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社会心理变得积极和健康。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和公众，以及社会媒介开始对心态失序高度关注。国家将培育社会心态写进“十二五”规划，人民日报更是以《“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为题发表了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文章，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的消极心态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出现的，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从这一角度来讲，造成这些病态的深层次原因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们对生活改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以个人住房的平米数来看，一些人在十年内完成了从50平米到100平米的转变，甚至期待更宽敞的居住空间。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得我们降低了对获得改善的满意度，同时提升了我们的期望值，眼光越来越高，不满却越来越深。
其二，改革红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带动不发达不富裕实现普遍的富裕。尽管可能存在焦虑、物欲、拜金，但是没有仇富、暴力。为何有病态心理的出现?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体和群体间的差异被拉大。富裕起来的人(刚富起来的“一代”)，对获得的财富非常看重，有显摆的心态。
其三，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相比欧美国家，欧美老派资产阶级也会有炫富，但在公众场合反而比较低调。他们没有身份的焦虑感，很悠然、很从容。他既没有要追赶别人的动机，也没有怕被别人赶上的焦虑。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形态不同造成的，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而欧洲已到达后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学专家英格尔哈特认为只有我们真正占有物质后，才能生出超越物质的概念。革命中能够舍命的人往往并不是物质匮乏的人，比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贵族。正是因为对物质没有焦虑，所以才能操纵对物质失去的恐惧。
其四，生活态度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态度上比我们积极、从容，没有不安和焦躁。
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否则，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物欲、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们只是刚刚得到富裕，所以说“贵族经历三代才可以从容应对”。因而一方面我们要接受三代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消极社会心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怎样把价值观中积极健康的心态传递给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否则，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物欲、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路透社与艾普索斯民调公司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世界上23个国家对金钱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第一。其中你认为金钱是否能改变一切?中国占66%，美国人只有33%。该调查的结论是：看来东亚国家对物质的看重强于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物质的看重强于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中国又是东亚社会，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是第一。如果我们不改变，不重视精神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就不会对人类做出精神上的贡献，只能是GDP的堆积。
200年前的欧洲同样经历社会转型，但有两个方面没有我们表现得严重。首先，现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们的现代化是原生的，当他们在迈向物质丰裕的过程中，没有更富裕的榜样在前面，不需要赶，他们没有赶的心态。我们处于起步状态，赶的焦虑会比别人多。第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迁不同。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已经完成变迁，最大规模的变迁涉及到的人口分别是3亿、3亿、1亿，而中国是13亿。因此，在中国社会失衡大一点，性质严重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意识到社会心态危机，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城乡道路发展》的演讲，首次提出在对生态秩序研究之外，社会学应该研究心态秩序。他当时提出，中国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须要意识到整个社会转型带来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以及心态危机。
中国社会只要继续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进，大体实现现代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相对的公平，我们很多消极的社会心态，如焦虑、浮躁就能够得到更好解决，实现费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们才能解决精神上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