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发展的宏阔视野出发，怀特将二十世纪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循着同样的思路，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时，或许可以得出如是概括：进步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而言，进步几乎就是一道紧箍咒，死死缠住一个世纪中国人的灵魂。在此种总体性的激进思潮中，中国知识分子热切追求进步决心坚定，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甚。二○○八年，张世英在其回忆录《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中，对自己在"建国"后的个人经历有如是表述：三十年求进步，三十年求归途。对此，我们至少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一个知识分子以个人经历为线索，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切入了历史。当然最醒目的切合点，还是那两个字：进步。而早在这本书之前，陈丹青将自己的书定名《退步集》，亦有对进步的警惕之意。但依我个人的趣味，则更喜欢"归途"二字，原因在于："退步"一词除稍显"消极"之外，不过是对"进步"之说的简单颠倒，前提丝毫没变。"归途"则跳开了这一简单的划分法，使思者回归自己的思想家园，亦更多哲学味。
二○○九年，张世英的随笔集《我的思想家园》出版，其中有多篇文章选自《归途》一书。在这本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有关作者早年求学经历的部分。我一直觉得，阅读学人有关治学方面的自述、日记和书信等，是培养自己学术兴趣的最佳门径。比如读《胡适的日记》，看他每日在讲课、讲演之余购书、作文，与顾颉刚等写信讨论考据、版本方面的问题，让人由不得心向往之。张世英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我的思想家园》中有不少对当年师友的回忆，作者对其有深刻影响诸位先生，尤其浓墨重彩，读来亦是兴味盎然。比如，忆及西南联大诸哲学教授之学术风格时，张世英说："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旁听吴宓先生讲"英诗"》）西南联大哲学之"兵强马壮"，于此可见一斑。
而在此之前，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性文本，我读过的有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和何兆武的《上学记》。三位作者经历有别，性情各异，因此对三个文本进行比较阅读，当有另外的收获。何炳棣在早年时期，即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很好的设计和规划，后来果然一帆风顺，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事业；何兆武则要散淡得多，而且对何炳棣的"功利"不以为然。在对冯友兰的评价上，何兆武很不客气，不仅认为冯政治上糊涂，对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也多有批评。相对而言，张世英则要温和不少，他认为冯友兰归根还是纯粹的学者，只不过有"帝王师"情结而已。另外一点让人影响深刻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似乎老是在换专业。何兆武是这样，张世英（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同样如此。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六十岁的张世英踏上"归途"，追寻自己早年的"思想家园"：出版了一系列哲学专著，尤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多有创获；这让人不得不惊叹其用功之勤、学术生命力之旺盛。金岳霖先生喜欢讲罗素，并多次引用后者在《哲学问题》中有关哲学的观点，给张世英留下了深刻印象："哲学不会对哲学问题作出一种确定无疑的答案为所有人接受，哲学之所以值得学，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展望事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不受各种习俗偏见的约束，从而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金岳霖先生让我爱上了分析哲学》）从张世英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人生亦当如是，不在于一个最终的答案，而在于追寻过程本身。
（张世英：《我的思想家园》，江力选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本文原载《书城》二○一○年一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