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人们得知了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被退休的消息，说是“科研资金使用不明”，审计出了问题。消息一出，网络舆论叫好声一片，纷纷抨击这个以“性”为研究嗜好的“伪学者”是个“变态狂”。
究其是否违规操作，姑且不论，但舆论对其学术的攻击，对于潘绥铭来说，似乎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从1985年第一次劲爆人大开设了性社会学科的他，就被女生骂作“厚脸皮”，被有资历老教师鄙视人格，被人劝停课，也被人审查身份。而这次潘绥铭彻底地被退休，就化作了一场正义者胜利的狂欢，仿佛为道德领域的清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算老祖宗来了一句“食色，性也”，那也不能让如此“不健康”的“性”话题变得光明正大。彭晓辉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历朝历代包括国外为了让社会不要冲突太厉害太激烈，就要制定性的保守主义政策，于是你在性的问题上过多的关注，那你就可能有问题，进而上升到你道德水准有问题”。没错，社会要的是克己复礼，你过度关注，就是个“坏人”、“耍流氓”、“搞色情”。这样细数开来，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大家诸如弗洛伊德、福柯都罪不可赦，甚至鲁迅先生，也干了不该干，研究了不该研究的东西。
除了道德上的攻击，反对者也拿出了美国为例子，这个文明开化的国度依旧是“性保守”国家，中国的专家们研究一些性解放的内容，未免不合时宜。针对这一例证，只能说，一来，美国的先进不代表美国所有的观念都是完全正确的，它曾经大肆宣扬的种族主义不就是极为不该的么；二来，作为“性”的学术研究，是对真理事实的探讨，没必要上纲上线，架着是非道德的刀逼其“从良”，伏尔泰不就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么，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而那些将社会的性犯罪归结为学者们对性现象的过多关注和研究，就未免太简单粗暴了。这样的逻辑就等于有一天世界被突然证明是有鬼存在的，扰乱了人间，罪责在于剑桥大学纵容了一位教授研究了“鬼”这门学问。1979年“流氓罪”被写入中国法典，许多人因此枪毙丧命，直到1997年才得以废除，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偏见和夸大的道德正义感就是基于人们对性的忌讳和无知，而性学研究恰恰就是对各种社会性现象的观察和总结，神秘感来自于未知与不了解，解开密码普及知识就是性学家们的工作，这对社会应该是种福音。草履虫、鬼都能作为学术研究，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性”同样拥有被研究的权力，学术真不该有如此荒诞的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