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日本社会理论年会上的发言
（一）
中国社会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切都决定了社会理论在中国就只能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注释版”，但是，无论从西方理论的引进，还是从学界对各种社会理论的消化方式及其程度来说，似乎都无法避开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多事之秋”这样一个现实背景的关照。
从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理论界，是一个完全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经济理论开始并一直是由经济理论引导的，尽管这种变革本身也非常曲折艰苦，但是无论如何，经济理论最终实现了突破，并在中国理论界成为唯一的不受限制的学术领域。相对而言，突破程度最小，困难最大的是历史理论，至今为至史学理论界最激进的学者也只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寻觅出路。
社会理论的处境并没有历史理论那么悲惨，但是也绝非经济理论如此幸运。在1979年恢复社会学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理论界的中心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虽然在当时这种讨论还只是想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划出一些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预示着社会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悬置”社会理论的倾向。应该指出的是，经过几十年教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时的境遇已经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大相径庭，甚至连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理论都被排除在这种教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人们从各种各样的“教程”、“导读”、“原理”中所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学在恢复之初就有意识地“悬置”这种教条化的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社会学的这种“恢复”事实上意味着它与社会理论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与社会理论背后的社会哲学传统的绝裂。尽管当时最早的一批从事社会学恢复工作的学者，大多是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行”过来的，但正是由于这种“转行”带有明确的“脱离理论”的意向──如同经济学的转向本身就意味着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脱钓一样──，因此，社会学“去理论化”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基础。
无可否认，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的这种特征，与当时经济改革和谋求发展的社会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从最初登陆中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对整个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牵引力上就能略见一斑。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为基本参照的社会现代化模式和以罗斯托的“经济发展模型”，乃至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一夜之间成为了当时的“显学”。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迟发展理论”、“外发展理论”裹携着一大堆没有经过任何理论反思的概念蜂拥而至，迅速造成了一个亢奋的“理论繁荣”时期。
当然，经济发展作为改革先导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理论探讨的制约，但是在一个理论禁区依然覆盖着绝大多数学术领域的国度中，几乎一切关于社会变迁可能的解释都被化约为经济基础的演变过程，这势必造成社会理论再度落入教条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旧套路之中，而操作这一套路的“行家里手”自然不可能是那些恢复不久的社会学的新手。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专业师资，更无从谈及理论工作者。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极力邀请下，国外一些社会学家来到北大、南开等院校开设课程和举办讲座，日本的富永建一教授也在其列。但是，由于费老本人的理论偏好和来华授课的社会学家相对集中于结构-功能学派，中国国内改革后培养的第一代社会学力量接受的几乎都是“帕森斯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这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外从60年代开始就对“美国化”或“帕森斯化”的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抨击，到70-8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欧洲风格的社会理论，但这些对正处于恢复期的中国社会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一代社会学人出现时，才开始接触到像哈贝马斯、吉登斯以及布厄迪尔、福科等人的作品以及后现代理论。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以及一批海外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归来。不过新的社会理论的引进并没有更多地改变原先的状态，相反，对欧洲社会理论的教条化倾向是近年来社会理论遭遇的新的危机。
（二）
由于美国社会学长期占据社会学主导地位以及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特有的“恢复经历”，帕森斯学派对中国社会学的理和实践论的影响至关重大。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通过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固有的先天不足始终主导着中国社会学不甚健康的发展。然而，中国学界对这种实证主义色彩强烈的社会学批判却并非一种源于自觉的需要，而是以同样被动的“发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以满足理论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社会理论的著作中作者写道，“西方社会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从而使社会学理论丧失其本身就有的丰富想象力；倾向于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现象化约为几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学研究中以模式或变量的互动关系取代真实存在；强调社会研究中一切现象就量化，亦即把经验现象转化为可计算的客观数据，而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人之生命的意义和评价则采取日益量化处理或根本忽略不计的方式；混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主张社会学研究要保持虚假的客观性、中立性、反对把主观情绪和价值因素介入社会研究。”（苏国勋，2005）
其实，就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而言，上述问题并不存在。在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中深深浸透着欧洲哲学传统精神和强烈的现实感受力，甚至在这些经典理论中我们都无法确切地捕捉到今天所谓的“社会学逻辑”。西方社会学危机甚至也不是源自“实证哲学的祖师爷”孔德，至少他还提出了他所谓的“人道教”并明确区分了工业社会中的“教权”和“俗权”。尽管孔德的“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的三段论假设必须对社会学今天的危机承担责任。
然而，自从帕森斯“综合”了社会学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他的宏大理论以来，经典理论背后的哲学源流被阻断了。如果说孔德只是提出了以“天体力学模式”来挽求“系统性败坏”的社会秩序之任务，那么真正完成这个使命的正是帕森斯，只是帕森斯的系统模式同时还把哲学定位于“把天体力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华勒斯坦，1997）的任务之内，而孔德本人却只是拒斥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即并没有完全排斥哲学研究本身。
按照亚历山大的解释，帕森斯在“行动与秩序”这个孔德式的社会学目标这下，成功地综合了韦伯的“社会唯名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唯实论”，构成了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种“综合”之下，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动力不见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张力也消失了，更重要的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观等都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一些被抽离了精神的理论躯壳，例如，行动类型、科层制、支配类型等。而涂尔干倾其毕生精力关注的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宗教与原始分类、分工与职业团体以及道德个人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都被淹没在帕森斯所热衷的行动-秩序的宏大框架之中。“将经典社会学大师笔下的具体问题抽象成为对所谓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理论回答，并通过虚构了一个所谓的‘会通’（convergence）说，将异质性的研究传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传统，似乎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只是因为他们（有时）不能全面理解社会秩序或行动体系的问题。”（李猛1998）
以目前国内社会学界最为困扰的理性（合理性）概念为例，一般社会学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与某种技术属性等量齐观，并把它归结为韦伯的“创造”。然而，一旦我们回到韦伯的经典理论上来就会发现，理性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所具有的意含之多、之广，是我们甚至都无法加以一一归纳的。正如乔万尼•布西诺（Giovanni Busino）所言：“当我偶尔重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时，我总有这样的感觉：理性，尤其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理性，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信念，根据这种信仰和信念，科学可以说明社会经验。这样，社会生活的奥秘便 会一点点地被揭示出来。”（Giovanni Busino，1986）所以，当哈贝马斯把韦伯的理性概念直接确定为“工具理性”时，他所面对的“韦伯”实际已经一个被人从欧洲哲学传统中抽离出来并完全“帕森斯化”了的韦伯，而不是我们在经典社会学家中能够看到的那个韦伯了。
虽然社会学理论的“去哲学化”有其社会学研究传统的一个面向，但是，在中国这一倾向有比发达国家更为剧烈的另一面向，即哲学的衰落和科学主义盛行。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哲学的贫困”时代，哲学系的招生规模和师资队伍随着高校改革的步步深入而迅速缩小，原因就是学生就业陷入困境。哲学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有可无的一个摆设。有一笑话说，一个在国外读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回国去某大学应聘，人家问他学什么的，他说是研究康德的，对方回答他说：就是康德本人来我们也不会要他，你还来干什么？目前中国各大院校的社会学系基本上者没有开设哲学课程，除了个别教师的课外辅导和学生自己选修外，社会学系的学生基本没有哲学训练。
另一方面，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所标榜的“科学与民主”也从未经历过实践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支配下，科学的神圣光环与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交相辉映，即使是学术界，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也已经习以为常。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目标替代社会发展目标以来，科学的对立面已经从一般民众的“愚昧迷信”，转向了“思辨”。于是，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拒斥“思辨哲学”的基本立场。
（三）
社会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危机，突出表现为理论“悬置”。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西方社会理论作品以及相关的解读性著作不断涌现于中国图书市场，国内各种杂志刊物上也不时会有各种质量层次的介绍文章出现；但是，这些社会理论著述在与社会经验现实的关系上，却并没有显现出它本应具有的关照来。
如同每一个个体都是以其特有的价值立场来看待外部世界一样，理论对与经验的关照程度也同样取决于理论本身的构造特征。所有理论实际上并不直接处理具体的经验，它所处理的只是所谓一般规则和概念。因此，社会理论在对待经验现实的把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那些一般规则和概念反映出来的学科特点，正是这种学科特点决定了它是如何确定它所要探讨的问题、基本假设和试图解决问题的大概思路。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心理现象或精神现象原本是观念与事物浑然一体的直接经验，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实际只是在科学分析之后的结果。这种分析实际上是把源于感觉经验的表象抽象为客观存在，把我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经验确定为主观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帕森斯以来，一般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特点都普遍缺乏这样一种对经验现实的关照能力。所谓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事实上只是用它的理论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和叙述方式建构了它所谓的“经验现象”，并且只是处理它所建构的这种“经验现象”。因此，“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并非社会学理论有意逃避经验现实，而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以一种‘狭隘’的方式不断地生产一些专供社会学家研究的‘经验现实’”（李猛1998）在这种理论传统中，凡不能被该理论叙述和建构的“经验现象”均无法成为关照对象。以（英美而非法国）结构理论为例，它就即无法叙述能动的主体（因为人只能是结构的生物性傀儡）也无法关照现实的历史（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只能有进化，而没有历史，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并不能成为它用来建构知识的对象）。于是，尽管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非常希望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理论能有效地联系实际，但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对于一个眼看着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出现的当代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此在今日中国，立志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越少，毕竟能有几个人真正承受得了这种痛苦。问题就在于一般社会学理论传统似乎具有天然的自我“悬置”的能力，从而使它与经验现实的距离日益扩大。
然而，毕竟当今中国是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政府需要社会学给出解决方案，学界也不愿意持久地陷入所谓“理论纠緾”之中。于是，大量的学者抛弃了社会理论研究，走向所谓有的“实证研究”。调查报告、经验描述、数据统计甚至直接了当地“讲故事”，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每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所收到的几百篇会议论文中，有关社会理论研究的论文不中百分之一。每年各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关社会理论的选题那就更是少而又少。一些学者甚至提倡“没有任何理论预设的社会调查和经验记述”，他们认为与其要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学” （sociology without society， Wolfe 1989），还不如直接面向一个“没有社会学的社会”。
事实上，社会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社会理论的危机在中国的特殊反映。
参考文献：
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
李猛，“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社会理论论坛》（北京大学）1998
Giovanni Busino，La Sociologic en Crises ,DIOGENE,NO.135.1986
Wolfe, A. 1989 Whose Keeper?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