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时，人们在感受传统中国年节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文化裂变造成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种种纠结。
农历年春节与公元纪年错时一个多月，这对国人的工作与生活还是带来了诸多困扰。中华民国在1912年1月1日开国时正式接受公历，但直到北伐统一中国，民国政府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才使用公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采用公元纪年，当时留下的遗憾是没有将春节与元旦放在统一时间。日本则在改纪年之时，将春节与元旦统一在一个时间点上，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六年（1873年）1月1日起改公元（太阳历）纪年，庆祝新春活动也只在西历元旦起的三天国定假日，仍然依照传统习俗过年，传统习俗改在元旦进行。日本的年节文化受中华文化影响颇深，但日本人在改纪年时同时改了春节，避免了传统春节与现代纪年的时间差，也使这一时间段不再纠结于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们知道，年在传统社会是自然劳作周期，从春种到秋收到冬藏，一年因此是一个计算单位，所谓“秋后算账”，人们要在年节之前做完经济总结，结清所有账务，中国社会年节上采用旧历年，而纪年又采用公元太阳历，使许多单位机构在阳历年后，不再进入新一年工作状态，而是坐等一两个月春节过完之后，再开始新一年工作，账务清算也由此造成延滞。
纠结之二是信仰错位。
春节不仅与中国人农事节律有关，还与国民信仰有关，传统中国人通过春节来理顺天地君亲师排位，并进而知敬畏、懂感恩。现在呢，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没有了，应该对人民感恩，也被一些颂歌取代了。古代皇家对天地的祭祀，现在变成了旅游观光项目，新华社1月25日就报道了在天坛举行的“祭天圣典”。依据史料记载的皇家“祭天圣典”场面重现，目的是让中外游客一饱眼福。中国人如何重建国民信仰，是主流社会最大的纠结。
纠结之三是城乡身份的错位。
那些往返于城市与乡村过年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他们多是单独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他们的配偶与父母、孩子因为农村户口或异城户籍，无法迁移，造成生活成本加大，生活等于工作，因此缺乏安定感与幸福感。城乡二元户籍制，是旧体制留下来的社会难题，一方面国家建设投资集中在大城市，造成城市工作机会多，人们到城市来不仅为了谋求工作机会。二是城市的教育与文化相对发达，在城市工作的外来户籍人员为了分享城市教育与文化机会，所以留在了城市。尽管在城市里永远都是暂住，孩子学习与升学都不能与城市儿童获得同等的机会，但权衡利弊，他们还是留了下来。但他们身心永远在错位之中，在孩子升学之时与年节之时，这种错位感，年复一年增加的是他们对社会不公造成的不满。
纠结之四是烟花爆竹的燃放。
某种意义上，放爆竹对中国人是一次精神宣泄，或精神病理的自我疗伤。这个时候，似乎人人都在说话，都在表达，都在快乐或不满。但所有的语言都是模糊的，粗粝的，尖锐的，火药味的。我们就这样交流了几千年。
烟花爆竹对年节气氛的营造，或年味的贡献巨大，闻不到这浓浓的火药味，过年似乎留下缺憾。北京禁烟花爆竹的时候，我专门写文章，呼吁政府网开一面，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开放烟花爆竹燃放，或者政府学习香港人过春节方式，在城市公园与广场燃放烟花爆竹。这几年烟花爆竹可以燃放了，但仍然带来不少问题，城市污染浓度瞬间增加十倍，一家眼科医院一夜之间就收治五十位受烟花伤害眼睛的患者，剧烈的爆竹声，给婴儿、孕妇、老人甚至小动物，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伤害。我们一要反思，圣诞节的时候，节日气氛也相当浓郁，完全不用借助剧烈的爆炸声来烘托，靠音乐、灯光、布景、节日服饰等等，就营造了温馨美好的节日氛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借鉴？
还有一些纠结，看不看春晚是不是纠结？不看，毕竟是国家级文化盛宴，集中名流佳丽打造除夕夜文化大餐，而且它必然会成为节后网络或生活中的共同话题，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打趣说：“不看则失落，看后则失望，此乃春晚。”
春节期间文化事端，令人纠结的还有“头炷香”新闻报道与“拱手礼”的仪礼形式，我们到东南亚或佛教发源地印度，会发现宗教寺庙多安详平静，很少像中国寺庙这样，一是香火过于鼎盛，他国的寺庙供佛的却是真正的鲜花，二是寺庙过多地被商业经营，新年头炷香或撞第一钟，都被视为大吉祥，这与真正的佛家精神完全不符，佛家倡导虚空致静的精神境界，只要众生祈福，不为自己谋利，而抢头炷香所抢的，只是一己利益，中国的佛教场所是不是应该倡导一次“文明佛教”行动？
说到拱手礼，许多批评者认为，央视主持人不懂文化，拱手礼是同辈人之间的仪礼，对长辈应该行跪叩礼。我们知道，西方传播到中国的礼节，多是握手或拥抱，古代流传下来的行礼方式，反而多已失传，特别是跪拜礼，更是不可能复活流行。拱手礼即便是同辈人之间的礼仪，在倡导平等的现代社会，它应该与握手一样，完全可以在不同族群或不同辈分人群中间施行。如果真要表示对长者的谦恭之情，可以拱手的同时，施以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