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正在遭遇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了空壳化趋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大量村落被空置或遭遗弃；道路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加大了外来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和力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农村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家庭意识淡化，家族文化与习俗传统的传承日趋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与内在结构正在瓦解，并面临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他更殷切地提出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期望。
对传统村落保护仍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重有形的建筑保护，轻无形的原住民文化保护，或者说重“固态”文化保护，轻“活态”文化保护。在这样的保护认识与理念下，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往往只会是一个没有文化灵魂的“死”建筑。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建筑上，更蕴含于包括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等方方面面“活态”之中，这些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核，尤其需要关注与保护。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绝不能只局限于传统村落建筑的样式与外貌保护，而忽视生活于这些传统村落建筑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只见物，不见人，有违保护的宗旨。如何做到人、物共存？必须要关注原住民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民生保护始终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首位，这样才能确保保护机制的有效性，确保传统村落文化不会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断链，民族历史文化才不会出现“断层”，才能确保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以鲜活的形态存“活”于今天的中华文明之中。
误区二：不少基层干部在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指导下，仍然不能意识到传统村落文化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认为传统村落如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的GDP，不能为其政绩“建功立业”，与其费力花钱保护，不如让其消亡。有的甚至可能因经济利益驱动，官商联动，大行“强拆”之道。
山西太谷县城南的武家花园是一个古建筑群。原有7所大宅院，宅院间有各式街门、院门、腰墙门、过道门20多座，亭台楼榭等房间共200多间，曾是太谷县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晋商明清建筑。武家花园体现了我国古代“晋”地院子“精”、“巧”的风貌特点，曾于2008年被正式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处富有山西地域风格特色的建筑群，2014年却被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而惨遭强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传统村落和“不可移动文物”来说，其价值就在于为子孙后代保留了记录历史文明的真实客观的现场。而此时的现场是砖瓦涂地，“文化遗产”成为了永远的“文化遗憾”！
土地毒化导致新“空心村”的出现
土蕴含万物，万物养民生，所以土地被人类称为母亲。但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源的伤害。目前我国土地污染现状十分严峻。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达3000万亩，石油污染耕地有750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75万亩，“工业三废”污染近1.5亿亩，污灌农田近5000万亩，致使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这还不包括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深度污染。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自然蓄水保肥能力、所存有机养料成分、可耕深度均大幅度降低，并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
土地污染“毒化”最直接的受害群体是农民。2013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在官方文件中，首度载述了中国存在“癌症村”。专家估计，全中国大陆的癌症村达150多个，分布全国，尤其以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等省市最为严重，且有逐渐往中西部扩散的迹象。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鹤山村原先以“中国双胞胎第一村”而知名，但近些年来，“双胞胎福地”却被“癌症村”三字取代。究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此建厂开采雄黄矿、炼制砒霜。该地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雄黄冶炼区，冷落的村庄一时热闹起来。但是，由于过度开发、落后的人工土法烧制等技术原因，当地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水不能喝，也不能用来灌溉；被水灌溉的土地再也不能耕种，能耕种出的农作物也不能食用；空气也弥漫着硫和砷的粉尘。自开发矿产以来，这个原本分布了不少自然村落之地，已不宜人居住。我们从县里了解到，从上世纪开矿至2012年，该地区确诊的砷慢性中毒者多达1000人，其中将近400人死于砷中毒引发的癌症。幸存下来的村民已经或正在迁移外地。这里一个个传统村落正在成为一个个新“死去的空心村”。
环境污染、土地毒化，已成为近年来“空心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由“污染”走向“毒化”。如不采取有力的治理举措，将不仅只是导致传统村落的消亡，更会严重威胁村民的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将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与未来。
现行文物保护法规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和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之间存在近乎对立的矛盾，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按照现行《文物法》规定，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其建筑及其文物均属于国家财产。而居住在其中的村民，在村落未纳入保护之前，是有权对自己居住的地方进行修缮的。但是，一旦村落被纳入保护单位，其所有权就不再完全属于居住在其中的村民了。而大多数的“受保护”村落是需要维修的，很多地方政府却往往因资金
匮乏无力对其进行修复。另一方面，村民又没有权利去维修。其直接的后果是，村民只能看着传统村落一天天“烂”下去，直到坍塌。
湖南娄底市杨市镇是湘中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有“湘军发源地”之称。境内沿涟水河十里河廊，原存有三小一大4个集镇和40多座大型“堂”字号府第式院落，是规模少见的传统村落群。其中现存的5处 “湘军名将故居”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规模在5千至3万平方不等。这些历史建筑多为当年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所修建。地域建筑文化与艺术特色鲜明，并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镇西门外的“师善堂”，系湘军著名将领刘连捷所建，占地2万多平米。现有15户人家留守于内。53岁的刘明志作为刘连捷第五代长孙，对祖辈留下的老房子有着独特的感情。
刘明志告诉考察组，当年他们作为“师善堂”的后人，为完好地保存家族的文化与荣耀，曾积极配合政府将其申报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成功了，保护范围也划定了，原本以为今后房子的维护就有“法”来保障了，但结果并非如此。省里没来修，而他凭个人没有钱修；就是想修，也没有权利修。面对早已破旧不堪，甚至濒于倒塌的“祖房”，他想搬出去新建房子，但“老房子不拆，新地基不批”，这是“宅基地”的审批政策，他拿不到一寸土地。他现在既不能离开原有的旧建筑，也不能自主对已确定为文物的古建筑进行拆除，更批不到外面的新宅基地。
这种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后续的保护工作却跟不上，原住民的民生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现象，各地都有。其主要原因仍然是保护资金缺乏，保护工作难以实施。加上土地、房屋权属政策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与传统村落原住民之间呈现出严重矛盾，传统村落的保护进入了“挂牌保护”与实际保护相背相峙的困局。如不及时调整政策，传统村落可能会出现越“保”越少的尴尬局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有迫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有源自思想认识方面的，有政策法律方面缺位的，有政绩思维、经济利益驱动的。这使得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传统村落，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要克服这些弊端，特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建立并出台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法；第二，建立传统村落环境监管监察、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第三，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国家数据库；第四，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协调发展框架体系；第五，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人才队伍。
传统村落消逝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调研考察的速度，考察期间，我们似乎在与时间赛跑，我们非常费力，也非常乏力地行走于田野，目睹了不少传统村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无奈之中无声无息地消亡了。在面对昔日朝气蓬勃的村落如今却变成废墟时，我们又一次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