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之所以叫做“再谈”，是因为我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强调这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进入这个时代之后我们会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而现在，在经历这样一场危机之后，正视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简单地说，那是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或者叫生活必需品的时代。那时候，一个家庭夫妻两人上班，一个人工资四五十元，两个人百八十元，而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就要五六十元。那时，无论是社会的生产还是人们的消费，都是围绕柴米油盐这些东西转。
但这个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后来是空调，这些家用电器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房体制改革，住房的消费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尤其是非典之后，汽车又开始进入市民家庭。
现在回过头想一想，这2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不知不觉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开始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从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很可惜的是，我们整个社会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因为这个转变看起来太简单了，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切不都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其实太有可说的了。这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
全新的经济时代
一个社会从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一个社会要在生产意义上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比较容易的，今天把大量的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生产出来已不是问题。但是，一个社会要在消费意义上进入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的时代，不是少数人能消费这些房子汽车家用电器，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消费，即形成所谓大众消费，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说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还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真正进来。这就像过一个门槛一样，生产这只脚进来了，消费这只脚却始终进不来。这样的情形，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可能要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面对的许多问题，如内需和市场的问题，和这个背景就有着密切关系。内需不足问题的实质就是没有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如何消费房子汽车的问题。
假如我们将一个社会从柴米油盐时代进入房子汽车时代比喻为过一个坎，那么，这个坎过不好过不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场危机。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现在回过头去看，30年代大萧条与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坎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说30年代大萧条是生产过剩危机，是东西卖不出去。究竟当时是什么东西过剩，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当时在美国真正卖不出去的并不是人们熟知的牛奶，而是房子、汽车、摩托车、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机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是耐用消费品。1929年，美国汽车的产量是500万辆，我们2009年汽车的产量是2000万辆。但当时美国的人口数量是1亿，我们今天是13亿。1925年前后美国每年新造的房子大约是100万幢，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那一年，卖出去不到50万幢。这表明了美国当时的时代特征，正好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面临着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但也是进不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直到最后演变成了30年代大萧条，30年代大萧条中经过一系列的创新，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最终解决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将耐用消费品时代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加以对待。在这个时代中，一些过去没有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生产过剩危机。在柴米油盐的时代，产品的数量直接受限于自然条件，因此很难发生真正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产品的数量更主要地是取决于技术进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越来越小。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
同时，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会发生变化，一些过去没有的逻辑会出现。以城乡关系为例，同样是城乡二元结构，柴米油盐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今天房子汽车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非常不一样的。改革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建构起来的。那时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通婚。中国是处在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时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用来购买农产品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换句话说，那时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收入是到农村走一圈的。
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在逐步松懈，农民也可以到城市中打工了。但实际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比原来更深刻了。现在开始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了，假如城市中的夫妻两人的年收入是万元左右，还有多少到农村去走一圈？一两千元可能就到头了。其余的就在城市内部循环，用来买房子汽车和家用电器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城乡之间断裂在形成，原来那种互相依赖、互相需求的基础在逐步地失去。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两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叠加。改革前是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后出现一个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现在的情形是，在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破除的时候，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又叠加了上来。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了，这两个时代所能够构筑出的城乡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
迈过门槛的基石
强化城市化战略
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最起码的要求是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已经围绕房子汽车转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这个社会怎么能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首先在什么地方。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它的城市化比重为50%，一半的人口已经住到城市中了。但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正的城市人口也就是30%出头，我看到有人估算的最低数字是28%。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进入房子汽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三分之二的人口还在农村。当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5%、46%了，但那是把流动人口算进去了。但一个农民到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搬几年砖头就是城市人口了吗？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的，和耐用消费品无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动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还不如纯粹的农村人口。纯粹的农村人口，几口人生活在农村，电视小了还想换个大点的。现在是当家的出去打工了，一年回来一趟，小孩老往爷爷奶奶家跑，换一个大一点的电视的想法都没了。
很多人会说，我们十三亿人口，一半住到城市当中来，哪有那么多城市？其实，中国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举个例子，如果十几年前有人说，北京这个城市还能再装进四五百万人来，谁都不会相信。但是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四五百万人装了进来，还装得挺好的，大多数人还能在这里找到生存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这些年是我们城市建设最快的时期，但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打个比方，现在的城市建设有点像把一个烂泥塘改造成一个水泥底儿的游泳池一样，比原来漂亮了，比原来卫生了，游泳比原来方便了，但小鱼小虾也没有了。现在我们的城市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马路越拓越宽，现代化的设施越来越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很多城市的领导人，都成了一个美学家，审美的品位都很高，一说如何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美轮美奂，头头是道，但却很少考虑如何使我们的城市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生存的机会。结果是我们城市为人们提供生存机会的社会生态越来越恶化。所以说，城市建设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与我们的体制有关。
大拆大建，改造城乡结合部，消灭贫民窟、棚户区，表面的结果是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现代化，但造就的实际是现代化的孤岛，是与乡村的断裂，是实现城市化的障碍。当我们将那些有碍观瞻的东西都消灭掉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最初几级阶梯也被拆除掉了。结果是城市离农民越来越远，城市化越来越困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真正城市人口只有人口总量三分之一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让我们的城市比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漂亮，更现代化，而是要使我们的城市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特别是促进整个社会城市化的功能。
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增强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通过这两个方面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首要条件。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
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当然首先是钱的问题，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但完全是钱的问题吗？不完全是。基础设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都要以基础设施为前提。最简单的说，洗衣机至少得上下水，农村地区有多少地方有上下水？热水器要用，除了上下水之外，还得有个差不多的卫生间，农村的厕所有多少放热水器？汽车下乡，推广农用车的使用，马上遇到的就是道路条件的限制。所以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往的任何时代对基础设施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到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很多耐用消费品实际上是受到了基础设施的限制。有人曾进行过计算，进入21世纪后，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与上世纪90年代初城镇居民大体相当，但是，农村居民此时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却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城镇居民。如2008年农户人均收入4761元，与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相当，但农户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只有32.66%，而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居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74.51%。
在这次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对此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有许多批评。我个人认为，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当中，尽早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对于创造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社会来说，这是真正积累起来的财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尽管在一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看起来有点超前，比如在有的西部地区，高速公路修了，路上的车却没几辆，但过几年说不定就用上了。而且现在是中国搞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还比较轻，社会的扶养负担还不算太重，现在是中国比较有钱的时候。再过十年，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到了65-70岁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就真的到来了，社会的扶养负担会大大加重，再搞基础设施，条件远不如现在了。可以说，这十年时间，基础设施搞了也就搞了，这十年搞不了，以后再搞也难了。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在农村。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比城市要落后很多，这也是导致农村耐用消费品市场狭小，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无法越过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门槛的重要原因。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空调数量是农村居民的11.13倍，电冰箱、移动电话、洗衣机和彩电数量分别为4.08倍、2.12倍、2.11倍和1.46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农户家庭的大件耐用消费品中有12%处于闲置状态，尤其以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闲置严重。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回归分析得到的农户购买可能性函数推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把电价调低40％，并大幅改善信号接收质量，每百农户的彩电平均拥有量，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1．5台，达到大约50台／百户的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电价调低40％，并实现村村通自来水，1999年农户洗衣机的每百户拥有量将提高22．6台，达到46．6台／百户的水平。
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家家上下水，村村黑色路面，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完善消费信用制度
消费信用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按揭、分期付款这样一种金融制度，这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又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次美国的次贷危机使人们对消费信用制度的滥用增强了警惕，但尽管如此，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可以说没有消费信用制度，我们就无法过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坎儿。
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柴米油盐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特点是数量多、单价低，消费起来没弹性。粮食我们一个人一年吃几百斤，一斤一两块钱；肉一年吃几十斤，一斤十来块钱。而且这东西是生活必需品，你不能不吃。但耐用消费品就不一样了，它的特点是数量少、单价高，一套房子动辄一两百万。到了这样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是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和人们有限的收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但中国有，美国、欧洲也是存在的。解决这个矛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消费信用制度。它使你可以分期付款，可以把一辈子可能挣的钱提前一次性花出来就买这一两件东西。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消费信用制度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大小。以眼前的房地产市场为例，收入房价比这么低，但人们还像买萝卜白菜一样地买房子。没有消费信用制度，这可能吗？真正能够全款买房子的有多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消费信用制度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按揭的杠杆，鼓励人们买第一套房，同时也利用按揭的杠杆抑制人们购买多套房，特别是炒房。
消费信用制度这个东西我们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但是现在用的面还是很窄的，也就买房是用这种制度。对于买车，虽然各个4S店都有分期付款的规定，但是很少有人去用。这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在美国，不但买房买车，就是买电脑买电视，很多人也是分期付款。因此，发展消费信用制度，是解决过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尽管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但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
消费信用制度是不能单独起作用的，这时候如果你还有无穷的后顾之忧，不知道怎么养老，不知道将来有病有没有人给治，不知道小孩的学费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分期付款、有按揭你也不敢用。为什么我们现在消费信用的面这么窄，原因就在这里。手里的钱都不敢花，银行里的储蓄都不敢用，还怎么会去借钱消费。
所以这个时代必须得有个条件和它配着使用，这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好像不陌生，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一个公平的问题去看待，这无疑是对的。但如果这么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还可以悠着一点来，将来经济发展水平高了，我们再搞得更好一点。
但如果把社会保障看作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对其紧迫性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到了这个时代，有条件得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搞。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社会保障是需要钱的，得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了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社会保障的？1935年。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当时经济状况一团糟，财政收入的状况一团糟，是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在过这个坎，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买你的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不是钱的问题。我国去年的GDP是33万亿元，按照周天勇教授的计算，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拿走的有11.5万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但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却非常有限。陕北的神木去年搞全民医改，包括农民在内全县40万人看病全报销，一年的时间运转下来，一个人平均只需340元。也就是说，全国13亿人口按照神木的标准免费看一年病，只需要4000多亿元。而我们一年“三公消费”就1万多亿元。也就是说，我们一年的“三公消费”就够全国13亿人口按照神木的标准免费看三年病的。去年全国维稳和国内安全的费用是5000多亿元，仅这一笔钱就够全国13亿人口按照神木的标准免费看一年病。因此，不是钱的问题，是指导思想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实质是营造可以给人们提供确定预期的经济社会环境。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人们要正常地消费耐用消费品，这样具有确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而我们现在的内需不足，尤其是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与社会经济环境缺少确定性是有直接关系的。从理论上来说，在中国要营造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除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至少还需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进行用工制度的改革，提高就业和收入预期的确定性。这些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很坏的理念，以为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关系越是不稳定，越是朝不保夕，才越是市场经济。结果不但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在职工技术水平提高上缺乏动力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无法形成稳定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人们不得不努力存钱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第二，要善用已有的社会财富。我国现在居民住房的总价值大约在100万亿元以上。要善用这笔财富，增强社会经济环境的确定性。在房地产的调控中，基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帮无房者买房，促有房者消费。不但不能够征收物业税，反而要宣布50年内都不会征收物业税，稳定有房者的预期，促其消费。但要从信贷和按揭上严格限制多套房贷款，不能继续鼓励有房者特别是多房者买房，从而控制房价的恶性上涨。
第三，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记得在德国在二战后经济动荡时期，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连对货币的信心都没有了，对其他的东西也就很难有信心了。稳定物价是营造具有确定性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扩大中产阶层
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贫富差距还不能太大。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大，两极分化，除了穷人就是富人，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大不了。富人是能够消费房子、汽车、家用电器，但是富人的数量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得让中产阶层能够成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它的规模还得不断扩大。中央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中产阶层不是你说让它大它就能大的。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靠什么？白领。光是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白领就把中产阶层给撑得差不多了。但是中国走这条路有可能吗？现在我们是十三亿人口，农民占多数，高等教育是这样基础，产业结构又是这样一个产业结构，欧美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那么我们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群体从何而来？前几年我曾经提过一个想法，即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的熟练技工，让熟练的技工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一部分，哪怕是比较靠下的一部分也行。这个想法比较现实一点。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同时解决中国社会几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首先，中间的这一块大了，两头就小了，可以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其次，中间这块大了，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就可以逐步发育起来，可以解决内需的问题；再次，如果能造就大量的熟练技工，又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现在一说提升产业结构，到处都在喊技工荒，如果通过这个途径造就大量熟练技工，无疑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但进一步说，要造就大量熟练技工，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一个是用工制度的改革，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要稳定用人单位与职工的关系，而这些年我们走的是相反的路，结果不但是恶化了人们的就业和收入预期，而且也不利于技术熟练工人队伍的形成，因为真正技术熟练的工人不是职业技术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是用工制度的产物。
更进一步说，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做出根本的调整。日本在经济起飞的时期曾经实施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是计划从1960年开始，用十年的时间使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后来是提前实现了。这个计划对于日本的经济起飞，特别是对于日本跨过从黑白电视到彩电，从彩电到汽车阶段这两个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已经到了对国民收入的格局，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只有理顺了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我们才能形成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要真正过这个坎，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本文为作者演讲整理稿节选。经作者修改后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