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人们认识事物须要经过深入的反思，对事实的反复思考和加工改造，才能把握现象的本质。不然，认识便是停留于外在浅表层次的现象界，为此，“客观思想”的现象尚有待于展开。
最近，我读得的一篇同济四学者的《大上海，为何偏偏‘小市民’？》一文，感觉正是这样的未展开之肤浅。
首先，一般的国人习惯将上海的所谓“小市民”习性着重理解成：“小气”。“小气”的词义，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吝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多方面的解释，在某一种意义和角度上，也可以说成是细致绵密的性格，而这正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人类从古猿进化而来的秉性正是逐渐从粗糙到精细的不断演化进程。因此，若单将“小气”定义为做事精细，则上海人就算够得上“小气”，应当认定为上海人进步和优秀的表现。如列举有，上海人在用餐时候，习惯盛菜是用小盘子，盛米饭也是用小碗的，宴请时劝酒也不甚热烈等等，这些又有什么不妥不当不雅不良？然而“小气”的评价，其真正的价值指向，正如众所周知的，是负面性质的嘲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语言有着“言不尽意”的传统，讲究语言的“大音稀声”，因此剖析负面性质的真正价值意图，还得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反思，评判者莫要将“小气”的词义书呆子气地直译之。
属于事物内在本质的，应是有着必然性的规定。就小气、精细这种性格横向比较论之，上海人见之于瑞士人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瑞士人自己从未觉得“小气”有什么不好，小气就是节俭的好品德。说起“精细”，瑞士人更是自豪不已，响亮地宣称：“瑞士意味着质量”，为瑞士的产品鸣锣开道，因为质量就是精细性格的作业。瑞士周边的德意志民族也都有这种的性格，全世界的人们也没有将他们作为负面的品质而大肆说事儿，说成是必然的“小市民”。然而在本土情况完全相反，为什么偏偏国人总爱唠唠叨叨，咬定上海人的德性不放，好象“小气”总是如影子那样跟随在身，可以作为上海人最为显著特出的特征？在这里，这种评判态度本身所揭示出的，恰恰真是最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事物本质所在。
余秋雨先生剖析了上海人的处境尴尬和人格结构后，精辟地论述道：“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余秋雨：《上海人》）
的确，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嘲弄上海人“小气”的，往往是出于一种小人情怀：己所不欲尽施于人，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无数外地的求职者蜂拥进入上海，不管是想成为高级金、白领的，还是低级苦力打工者的，都希冀在此地“掏金”，发展自己的事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庆幸得到了好机遇，使之在上海安家落户，生根发芽，有些甚至日子过得比本地人还优越。每当这些人奉过年过节回到老家探亲时候，常常会在乡亲父老面前吹嘘自己在上海的生涯是多么的顺达和欢乐，这是情况的一面。遗憾的是，另一面的在于，其中一部分受左倾酱缸文化熏陶的头脑，似乎失去了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极不情愿去着想：个人事业的成功是否应该感恩怀德，回报社会，还是“吃肉骂娘”？
在内容上看，指责上海人为“小气”、“小市民”习气的，常常着上重墨油彩，着意描述上海的男人下班后总是拎着带鱼骑自行车匆忙赶回家然后忙碌在厨房间里，以及不脱离奶油小生的图象。其实，这种指责的形式也同样表现于“斤斤计较”上，着眼点也是在于区区小节上，为什么不去考察一番，上海人的读书求知是多么的勤奋，考试场上的拼搏是多么激烈，工作上是多么认真敬业？——可见，“小气”说的运用其小人心思之本质恰恰就是真正的小气所在！
居住空间的显著局促恶劣，固然会导致性格上的拘谨以及行为上的目光短视，但是这仅仅是上海当代历史中的一断短暂时期，并不占有全部历程，更何况居住的住宅远非是生存条件的全部。上海的地理处境在于，它侧脸向东，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因而感受着宽广浩淼的胸怀；上海还有着东方第一大港的便利，使得各种外来的泊来品便捷而丰盛，如此理应使上海人的眼界便大大开阔起来。对比近邻可以得知，上海周边的城市，还有香港、澳门、台北、首尔、东京等地，人口同样稠密，城市里的居住空间也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毫无“小气”之谈。为何偏偏上海人却那么“小气”著称？这个市民性的“差距”何处得来？显然是无法以“空间逼仄”说来说服人的，由此可见，它不属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是外显的幻象。
当然，上海人中鲜有舍身求法的，鲜有为民请命的，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斗士，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冒险精神上远够不上“大气”。我以为直接的主因是，上海，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发展得最为完备的样板模式，曾经是国家的头号纳税大户，一棵摇钱大树，很自然地得到了特别的看护。为了着重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了稳定压到一切，为了保住统治机器的根基，为了国家大局，为了长治久安，为此使得本地的市民成为“螺丝钉”式的生存状，或曰：“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人定穴定位于为着主义理想而建设的大厦添砖加瓦，困于“鸟笼”之中谋取生存的权利，这样的市民个人，无论是头脑还是手脚无疑都被捆住了，尤其是作为引领“大气”的男人，受到的抑制尤其多，动弹不得。（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国妇女解放》、《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载于《卫江思想驿站》：www.swjidea.net）极具有极权制社会特征的遏止雄性策略，如同狮子社会那样，仅以一头雄性为王，其成年族是以雌性构成了主体，这却完全符合左倾式的平均主义原理。
人是与环境互相关联牵涉为一体的系统而成为组成的一部分，人的道德品行与周遭境遇密切相关的，孤立、抽象地评价某人、某城市市民的品行风尚如何是无多大意义的，而应结合与其周遭的伦理环境，一并考虑，如制度和文化的状况等等。譬如，有人指责中国的贪污腐败案件多，是因为官员的道德素质太差，那就是肤浅的见识，为什么不去指责权力制度的缺陷？当然,倘若能进一步指出制度的建构，又是受制于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平状况，那就颇有深度了，（参阅拙笔：《道德与腐败》，载于《卫江思想驿站》：www.swjidea.net）；又譬如，指责中国从前的女人走路太慢，莲步小启，从而显得不够大方而“小气”？那就显得太无意义，因为正是腐朽的缠足制度导致了旧式女人的步行约束，作为旧式的女人是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并无自由选择天足的权利。同样，指责上海男人是“小男人”的外地人，他们无从了解上海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主导性的性别偏向：近几十年来，有多少上海的男人就因为冒犯了上海女人的丁点儿尊严，就可以被起诉、被处治、被撤职、被降级、被判刑、被处决。所以我们该试问，空洞的指责价值意义何在？责者自然难解试问，我在此倒可以直接挑明其指向：悖逆于正义！
构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上层建筑、曾经长期统领本土意识形态的左倾主义思想，习惯于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标签来标明人们的道德品行。其道义逻辑公式是：“为富必恶”、“富则修”，反之，“穷则革命”，所谓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是与资产、知识的拥有量成反比率的，穷人天生总是善良淳朴的，可惜上海人被公式所套进去的恰是负面性的一端。于是，作为富甲天下的上海，集智慧于一身的上海人，处于地域性精英的国民，既然有些儿缺点也就被左倾有色镜片的凸透镜肆意放大，图象特意被扭曲，而这正是外地人的一种期待，似乎如此可以弥补掉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对于来沪上打工的失落者来说，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获得了阿Q式满足；对于小心眼儿来说，别人的钱包臌臌似乎心理特别难受。而面对外地人对上海人一箩筐一箩筐的批评话语，上海人又没有多少还嘴对阵的余地，在道义上处于不对称的境地，精英分子显得英雄气短。
左倾思潮之所以盛行于东方华夏大地，乃因其价值核心的平均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作基础，如孔圣人那儿有“中庸之道”，老庄思想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浓厚的文化习俗里，个性的自我是作为“非礼”，而应当舍弃于社会伦常之中，个人的价值卑微而无足取，只有把自己的个性弄到泯然于大众，自觉地“走群众路线”，秉性习惯于“打成一片”，才算成熟老练，方让人们觉得放心，始为“和谐”社会所中用，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其遏止的侧重点还在于“过尤”一端，对于社会中的精英凸出分子来说，天然地属于“过尤”一端，因此尤当受抑制，于是不得不臣服、掣肘于社会的普罗庸众。鲁迅先生悟道了：“凭借人数和习惯的力量,历史上不知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在左倾主义看来，凡是精神性高贵的事物都是背离唯物主义要义的，自己在革命年代里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尽力利用贱而滥的“数量”优势而取胜的。如今这个“镇山法宝”可千万不能丢失，因此人头的“数量”恰是判断道德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还可冠之以“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当某种势力一旦拥有了浩浩荡荡的盲从人群大军，便天然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甭狡辩，这是群众的意见！”在左倾年代里，人们常常可以听见这样的责备。从社会全息的原理出发，同构对应，作为某一城市的市民相对于全国范围的国民人口而言，自然是处于绝对劣势的比率，倘若这一城市又是处于开放的前沿，富甲天下，是引领风尚的时髦之都，那么可想而知，麻烦就来了，势必遭遇到了掣肘的处境，不幸的是，占全国人口1%的上海人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上。
总之，在本土传统文化复加左倾主义的酱缸中腌制出来的一部分非上海籍人士，其目光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对于进步事业的祈望、精神性高贵的理性、辨别真善美价值的正义观。他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是，在自己的家乡里是怎么的落后，无论是物质生活的设施，还是精神面貌的形态，特别是后者呈现于农村地区的，人们不难瞧见：懒散守旧，买卖婚姻，拐卖妇孺，儿童失学，赌博猖獗，公德匮乏，缺少诚信，不守规范，••••••——这些在上海人眼里早已鄙夷的陈规陋习，却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充当作为自以为是“大气”的底气，以使指责别人为“小气”的呢？退而言之，外地的这些落后的种种与上海人的“小气”现象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层面的问题，值得放在一起思考讨论？
熟悉国情的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当今时代有这种场景：大量的国人愤青族喷然涌现，他们似乎无比痛恨美国人，咒骂着美国人做出来的事情总是“强权”、“霸道”、“无人权”和“新殖民主义”，但是另一面，内心又十分向往着能去美国留学“镀金”，或者期盼着能应聘去美资企业里工作作为首要的事业奋斗目标，能以操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为时髦，甚至女孩能以嫁给美国人为荣——这些与对待上海人的态度及相处比较起来，是何其相似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