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和昨天，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连续两天转发了由国内多家平面媒体披露的河北唐山市“装甲黑社会”惊天大案的案情概要。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在刚刚经历了“山西童奴”事件的心理冲击后，再一次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人民共和国的朗朗青天下，以唐山市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黑社会首领）为首的涉枪涉黑犯罪团伙，居然敢在唐山市区开着隆隆作响的装甲战车（重型制式装备）耀武扬威，欺凌百姓、殴打警员，敲诈公私企业钱财计8亿元人民币之巨，而地方当局及下辖执法机构却长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我们不能不严肃责问：河北唐山难道一度竟“沦陷”了吗？
杨树宽归案前身披优秀民营企业家、唐山市政协委员的华美外套。手下养打手40余众，除拥有骇人听闻的装甲战车外，还非法拥有军用汽车3辆，枪38支，子弹万余发。其如此“气派”的阵势，当地用任何语言避重就轻都无法搪塞舆论的愤怒。我们必须较真：杨树宽从一介无业游民发迹，其优秀企业家、政协委员、“县团级干部”、黑社会头目的人生演变轨迹，是谁为其提供机会、承担保护、摆平种种劣迹和恶行？是谁在纵容其不断坐大而一次次逃避司法打击？也即，是谁为其长期撑起了“保护伞”？
唐山这回可是震疼了全国人的良心。据媒体所披露的现有材料，为其充当“保护伞”的是唐山市公安局一副处长。显而易见，仅凭常识，该副处长充其量只是“保护伞”上的一根“伞骨”。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拿该副处长充当“替罪羊”？来应付舆论？
悲愤不已，面对许多善良百姓看来匪夷所思、简直不可能发生的罪恶与荒唐，面对“装甲黑社会”的极度嚣张，早报评论员实在无话可说。然而，新闻媒体的社会良知担当，让我们又不能不与读者们一起思考：在共和国现行的权力架构内，假如唐山市的地方当局不失声、不失职、自身正、有作为，也即地方政权的肌体是健康的，纵有杨树宽能量再大、手眼通天，也决不至于“玩”到如此令人痛心和胆寒。
和“山西童奴”大案如出一辙，查处唐山“装甲黑社会”要案的“雷霆行动”，仍以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作为前提，有了有关部门高层权力“一查到底”的指令，才有河北当局的高度重视，才有责成河北省公安厅“异地调动警力组织深入侦查”的突击行动。
有心的读者也许已注意到，内地媒体最早出现“国内黑社会犯罪团伙”的字眼，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黑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百姓谈“黑”色变，遭 “黑”之欺凌渐成街谈巷议话题，被欺凌者经常敢怒不敢言，甚至于想言也无处可言。我们挑明这样一种另类的谈“黑”色变，决非要否定多年来各级司法机构乃至全社会“打黑除恶”所取得的阶段性战果，相反，如果没有一轮轮集中进行的“打黑除恶”战役所形成的“高压态势”，“黑”之泛滥和疯狂肯定已呈不可收拾状态。如果说社会必须反思“黑”为何越打越猖狂，那么我们的各级政权，在“打黑”的同时更须警醒：为何在各级党政组织、法律制度、司法手段齐备的诸多充分保障下，像杨树宽这样的黑社会组织，非得等到其武装到了装甲化的程度，且须国家高层领导人批示在先，才痛下决心予以铲除？
回答上述疑问，或者说行政问责，它岂止是地方官渎职之恶，岂止是地方官玩忽职守，岂止是权钱交易，岂止是法制和法治的不健全不完备。而在涉及公民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上，地方权力体制的反应是如此软弱、麻木和冷漠，足以说明，权力体制中的溃疡，已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关口。(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