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题目，惟其大，放在“边缘”栏目里很合时宜。读者可由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觉察出来，我们社会里仍然很普遍的腐败行为，与我们财政缺乏有效监督的状况关系密切，在程度上表现出正比的关系。
让我事先澄清一种常有的误解。根据这种误解，在目前阶段，由于政体不同，中国的财政不可能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财政。这一误解之所以是“误”解，因为它错误地将有效的财政监督在逻辑上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与这些基本要素在不同社会的文化政治传统内的表达方式混为一谈。这好比一个人对我说: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传统，所以，不应像西方人那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独立”、“勇敢”、“诚实”。其实，这些品质(做人的基本要素)自古以来就出现在人类的不同社会传统之内，只不过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我们若用中国文字表达类似的或扩展了的类似品质，就是“智慧”、“仁义”、“敬畏”。请不要以为智慧与独立无关，也不要以为仁义与勇敢无关，如同不要以为敬畏与诚实无关一样。
财政，或更确切地称为“公共财政”——每一家庭内部有所谓“家庭财政”，它是最早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因为亚里士多德将经济学隶属于家政学。“家庭财政”或王室贵族的财政，在西方社会里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逐渐演变，至中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城邦国家里，财政已成为市民参与的“公共”问题。
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我们在斯密的著作中可以查找。最近几年，特别引起我的阅读兴趣的，是斯密的“法学讲义”手稿。因为只在那里，特别是“手稿B”，清晰地勾勒出现代社会的“政府原理”——包括公共开支与税收原理。当然，这些原理也出现在斯密后来撰写的《国富论》当中，典型地，出现在第五篇“税收”章节内。以下引述的，都是一般原理，除非中国境内居然没有“土地”、“资本”、“劳动”这三类要素，否则我们逻辑地需要尊重这些原理。斯密指出:由于私人收入最终来源于他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劳动，国家课征于私人的每一税种的税入，最终来源也便是这三大要素。在这里，斯密阐述了赋税的四项准则:
(1)税负的平等原则。大致而言，一个人缴纳的税额应与国家向他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成正比;
(2)预期的确定性原则。每一个人应缴纳的税额，应尽量地确定，而不是随意的。纳税的时间、方式、数额，都应公布，从而民众能够对自己应缴纳的部分有稳定的预期。斯密指出，哪怕税负本身相当不公正，但与税的不确定性相比往往是小得多的一种恶。当税是随意课征的时候，每一个纳税人都被置于收税人的权力之下，收税人可以加重他所不喜欢的人的税负，或借助于恐吓来索取礼品和金钱。所以，不确定的税，“就会怂恿蛮横无礼，……甚至原本不蛮横也不腐化的人，变得腐化”。斯密又补充说，“这是从各国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我特别引述了这一段文字，因为这里报道的似乎是小事，却很符合斯密的这一推测:在糟糕的税收制度下，甚至原本不蛮横也不腐化的人，也变得腐化了;
(3)缴税的便利性原则。当然，这里的便利性是指对纳税人的便利性，而不是对官僚们的便利性。众所周知，在中国，就个人所得税而言，这一如此重要的原则却处处不被尊重;
(4)税耗节约原则。每一税种都应尽可能地减少征税额与入库额之差，这一差额称为“税耗”。谁耗掉了这一差额?腐败分子和官僚分子是罪魁祸首。此外，还应考虑税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导致的税耗。这一不合理性的杰出案例就是所谓“拉弗曲线”——过重的税率抑制了工作努力从而降低了税入总额。斯密写道:“所征税收可能会使人不勤奋努力，使他们对可为许多人提供就业和生计的行业裹足不前。当它强迫人民缴纳时，可能因此而使原本可利用来兴办上述行业的基金减少甚至消失。”还有，斯密指出:“收税人员频繁的访问和令人讨厌的核查，常使纳税人遭受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烦恼与压迫……”注意，这里他使用了“压迫”这一语词。
现在我们来探讨财政民主化的原理及其表达。第一原理就是:“民主监督下的财政，远比无人监督或征税者的自我监督来得更有效率且更具公平性。”不要忘记，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是这样一句平平常常的口号:“不纳无代议的税”(no taxation without presentation)。这一口号的适用性远远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境域，凡是有独立人格的地方，政府就很难有效地只收税而不许纳税人有效地表达意愿。表达就是“presentation”，至于是否要成立“议会”，如开篇所论，其实是具体社会文化传统内的表达形式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故我仍用“财政民主化”来概括这里阐述的基本要素。
财政民主化的第二原理是:“以开支定税入”。这是各国的经验，行之有效且合理。政府既要“开支”，就要公布为何目的而开支，于是全民皆知该项开支是否必要(从而为此是否应增设税种或税额)，以及日后监督其税入是否用于该项开支。这样，我们的公共财政，就远比我们在家庭财政里“以收入定开支”更有效率。
上引斯密四项征税原则，合称财政民主化的第三原理。最后是第四原理，所谓立宪原理:“由民众来选择合适的公共选择机制，由后者决定税种与税负”。
有了基本原理，实践者才可能寻找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合适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