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砖窑的血泪故事，震动了中央。在国家领导的批示下，山西省委省政府立即展开行动，要求在7－10天之内必须无条件解救所有被困农民工。有中央指示高悬，问题迎刃而解，看起来毫无困难。如果不出意外，这一场风波就即将结束了。再过些日子，判几个窑主，抓两个人贩，事情便了结了。
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甚至，即使如民所愿，惩戒得彻底一些，追究所有相关失职渎职人员的责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在有关山西黑窑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相当完备的“产业链条”：拐骗绑架，集中运输，讨价还价——这是贩卖人口的链条；黑窑主打点当地“关系”，应付手续和检查；包工头雇用打手，买奴生产——这是黑窑运转的责任分工。在黑工陈述的故事中，在记者披露的经历里，我们看到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人贩、司机、中介、包工头、监工、窑主、帮窑主应付手续和检查的人——这些人丧尽天良。我们看得到或想得到许多故意沉默或者无奈沉默的知情人：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孩子的警察，监工窑主们的家人朋友，黑窑所在地的村民——这些人的良知，或者已经泯灭或者只是昏睡，但是有什么区别，这些人实际上仍然是同谋，因为他们的沉默纵容已经是让邪恶蓬勃生长的土壤。这些参与者和知情人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从宏观讲，这是民间自治能力的瘫痪；往深里说，这是人性的集体沉沦。
所有的愤怒都在指向惩罚，然而法不责众。政府过失、官员失职，这些当然要谴责；人贩黑心、监工残忍、包工头人性灭绝，这些当然要惩罚；但是其他人呢，那些间接参与的人呢，那些知情不报的人呢？他们有错么，他们有责任么？如果在他们的生活逻辑中，这旁观、这共谋是合理的呢？一桩简单的绑架案、杀人案甚至灭门案，我们都可以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将悲剧的根源追溯到人性神秘的黑洞里，由此免去社会的责任、国家的责任。但是一系列人参与、一大群人默认、成百上千地发生、长年累月地运转——这悲剧里的罪魁祸首是谁呢？难道涉及到的人都天生是坏坯子？难道他们不是爹娘生养、不懂疼痛、不解人情？是什么东西败坏了这些人的性情？
一个人的丧心病狂是偶然的病态，不适合过度阐释。一群人的丧心病狂却必定有可追寻的外界因素。当然，人性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太过复杂，分析难免片面，结论总有偏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一群人的堕落当成是人性本恶，似乎人性恶的爆发只因为制度的管制不够严密。毕竟有很多人表现为自觉的良善，而非被压抑的顺从。我们有勇气谴责政府、有勇气指责官员，我们就同样有勇气承认，案件所涉及的大片人群，都呈现出了非常规的灾难性的道德状态。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追究，到底是什么败坏了人性？
个人内心价值的形成，至少有两种基本的外界力量在塑造：其一是舆论的褒贬，其二是利益的激励。从舆论来看，在一个常规社会里，近距离的、小环境的言论倾向、熟人之间的评价喜恶，要比高蹈的教化与宣传更为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中国的民间自治传统，强调“社会”具有“国家”无法取代的功能。必须承认，我国曾经经历过国家对个人过度动员、对个人生活全盘接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自治功能被废止。不幸的是，社会自治功能重新生长、民间价值自发再生的时候，国家并未将权力让渡给社会，社会不得不以赎买的方式重建自己的权力，这一过程无疑滋生了腐败和堕落。更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正值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极速狂奔，这汹涌的经济大潮中鼓励的是金钱、欲望、不择手段、胜者为王，是颠覆文明的丛林规则。这规则一方面以现实激励直接捣毁人心，另一方面以间接的方式渗透进正在重建的社会价值和民间舆论。高蹈的道德教化逐步与现实逻辑脱节，丧失说服力和感染力，成为被架空的荒唐话语。一时间，金钱的规则没有对立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去发财，以任何方式发财，包括贩卖劳力、虐待工人。
就像中国当下的许多悲剧一样，追溯根源总能找到历史的链条，不走运的脚印连成一串，似乎每一步都是无奈的必然。但是，再稍微具体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不恰当关系破坏了民间连绵的自治能力，是开放时期不够健全的法治基础放纵了利欲的肆虐。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民间自治能力的培养、市场经济之下的法治基础，是我们的国家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命题。正如本报昨天社论所言，我们在危机时刻唯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文明底线，但是如何捍卫？指令自中央至省委再至市县乡镇，黑工被解放，黑窑被肃清，文明就重现了么？腐烂掉的人性如何重生、麻木掉的人性如何复苏？请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