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当前迫切需要掀起学术研究总体目标和方法上的革命，包括其整体本质和结构，以便让学术研究能够抓住推动智慧发展而不是获取知识的中心任务。
当今的学术界是过去两次伟大的思想革命的产物。
第一个是16世纪和17世纪由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波义耳（Boyle）,牛顿）等很多人开创的科学革命，事实上因而诞生了现代科学，发现了不断增加知识积累的方法---著名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当今的哲学家仍然在辩论科学的本质和方法，但是他们没有严肃、认真地怀疑科学方法在实践上是否可行，无论它的具体特征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是启蒙运动的革命，尤其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伏尔泰、狄德罗、孔多塞（Condorcet）以及其他哲人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类有可能从科学进步中了解到获得迈向更加文明开放的世界的社会进步的途径。他们不仅有这个思想，还尽一切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样的思想。他们反对独裁政权，反对迷信，用辩论和智慧等同样致命的武器反对社会不公正。他们支持宽容的美德、赞美怀疑的力量、乐意从批评和和经验中学习，并勇敢地、精力充沛地努力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推动理性和启蒙的发展。
不幸的是，在推动启蒙思想发展的时候，这些哲人笨手笨脚做坏了事情，把局面搞得一团糟。他们认为迈向文明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项目的最好办法是从科学进步中吸取经验，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坚持的，如果获得自然现象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命运是重要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些哲人就是这样想的）获得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就更加重要。首先，必须获得知识，其次，要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开始着手创立和发展社会科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
这种启蒙思想的传统观念，尽管有缺陷、有破坏性，但是其影响却特别大。在19世纪被诸如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马克思、穆勒（Mill）等人发展起来，成为20世纪初期学术研究的思想和机构框架，而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院系也在全世界的大学中蓬勃兴起。
因此，主要为了追求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学术研究是两个革命的结果：科学革命和后来非常重要但是造成严重缺陷和后果的启蒙革命。正是这个情形让我们必须呼吁赶快掀起第三场革命，以矫正我们从启蒙中继承的结构缺陷，也就是我开始时提出的观点。
可是有人或许会问，传统的启蒙运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毛病。为了适当地实施从科学进步中学习如何获得朝向文明世界的社会进步的基本启蒙原则，有必要矫正下面三个错误：
2．要正确地归纳这些方法，以便可以有成效地把它们用在任何值得做的、有问题的人类事业上，不管目标是什么，而不仅仅用在获取知识的唯一的目的。
3．要在人类迈向更文明和聪明的世界的社会进步的事业上正确地使用正确归纳出来的普遍方法。
不幸的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把这三点都搞错了。因为这些错误在既没有辨别出来也没更正的情况下进入了仍然存在于当今学术界的思想机构框架内。
首先，哲学没有正确抓住自然科学获取进步的方法。从18世纪的达朗贝尔（D’Alembert）到20世纪的波普尔（Popper），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普遍认为的观点一直是（可能继续是）科学的前进是通过在证据基础上公正地评价理论，如果没有证据支持的话，科学就不会接受任何永久的关于世界的假设。但是这个标准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从字面上看，它马上就能阻碍科学前进的步伐。对于所有被接受的科学理论，比如牛顿的理论或者量子理论，人们都可以无休止地炮制出许多对立的理论，它们与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一致，但是随意性地不同意无法观察到的现象。科学将因此陷入在实证上成功的对立理论的大海中。
实际上，这些对立理论被排除掉了，因为它们被不幸地分开了。决定科学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的两个考虑是：实证性的成功和一致性。但是在坚持接受统一场理论，拒绝在实证上同样成功，甚至更加成功的非统一的对立理论的过程中，科学实际上做出了关于宇宙的持久的大假设。宇宙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所有非统一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它有一些统一起来的动态结构。对于现象的解释确实存在，不过要等待人类来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认为宇宙的可理解性假设是无法证实的（因而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存在严重问题。科学有义务认为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确定，更不可能知道宇宙究竟是用什么具体的方式来理解。对于物理学历史的简要回顾就可以显示观念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7世纪的时候有观点认为宇宙是由细胞/微粒，只有通过接触碰撞产生互动的微小的弹子球组成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新观点所取代---宇宙由围绕着紧密的，球状对称的磁场运行的小微粒所组成, 再后来又更新的观点所取代，宇宙是一个统一的自我互动的磁场，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而现在的观点是任何东西都是由镶嵌在10或者11个维度的空间和时间的微小的量子束组成的。沿着这条线路的假设肯定能做出来，但是考虑到我们对一无所知的宇宙最终本质的这类假设的历史纪录，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这些假设几乎可以肯定是虚假的。
克服科学领域内在的两难困境的方法是把科学理解为制造宇宙可理解性和可认识性的形而上学假设的等级体系，随着层级的提升，这些假设的假定性越来越少，因而越来越可能是真实的。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来相对非实质的、没有问题的、固定的假设和相关方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更加实质性的、有问题的假设和相关方法随着科学知识的改善而改善。
换句话说，人们创造出来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没问题的、固定的目标和方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更加具体的、有问题的目标和方法。（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用什么具体方法发现宇宙的可理解性，这个目标随着可理解性假设的变化而变化）在增长的知识和改善的目标和方法、改善的关于如何增长知识的知识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关系。
这是科学理性的要害，科学空前成功的方法的关键。科学让它的本质适应于它所发现的宇宙的实质。
启蒙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能正确辨认出科学方法。哲学家没有能适当地普遍化这些方法。他们没有能认识到以等级方式体现的、科学上的代表问题目标的观点(和相关方法)能够被普遍化、被有成效地用在科学之外的其他事业上。许多其他事业有也问题目标，它们将从运用等级方法中获益，从科学方法的普遍化中获益，因此让人们有可能随着事业的发展而改善目标和方法。这样一来，将科学的成功经验出口到和科学目标完全不同的人类其他事业上的希望就很可能实现。
第三，破坏性最大的是，哲学家在试图把普遍化的科学进步的方法用在追求文明进步的世界的社会进步的巨大深刻和问题成堆的事业上的尝试是彻底失败的。这项事业的目标是充满问题的。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构成美好世界的东西必须是内在的，永久的有问题的东西。我们能够得到的，真正渴望的是聪明、智慧、文明的世界。把等级性的、获得进步的科学方法用在有问题的基本目标的进步事业是是最重要的。
总之，如果实施得当，从科学进步中学到的启蒙思想如何获得社会进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关键在于把社会调查作为社会方法或者社会哲学，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一个根本的任务是进入个人和社会生活，进入科学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如政府，工业，农业，商业，媒体，法律，教育，国际关系等。等级的，取得进步的方法（旨在改善问题目标）要通过普遍化科学方法而获得。学术探索作为整体的根本任务是帮助人类了解如何用比现在的方式更加公正，合作的理性的方式解决生活的冲突和问题。
从思想上说，这是比获得知识的科学更重要和根本的任务。社会调查在思想上比物理学更根本。学术界人士应该是人民的公务员，公开地为公众做实际上公务员应该悄悄地为政府做的事情。学术界人士应该有充足的权力（但是不能太多）摆脱政府、企业、报刊、公共舆论、以及社会世界中其他权力和影响中心的束缚，维持其独立性。它将试图学习、教育、辩论伟大的社会世界，但是不会指手画脚告诉人们怎么做。学术思想将被作为真正重要和根本的东西的专门化的、从属性部分来追求。思考在社会世界以个人的、社会的、机构的方式来运行，并指导个人、社会和机构的思想和行动。学术探索的最根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目标是帮助人类获得智慧。这个智慧是实现（理解和创造）生活中对自己或者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智慧包括知识，技术，但是它更包括除此以外的很多其他内容。
把从科学中普遍化的目标明确、等级分明的方法用在社会的机构的生活中的后果是它让我们有可能开发和评价竞争性的生活哲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科学界开发和评价的理论一般。正如笔者在《从知识到智慧》中指出的一样，这样的等级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多样化的价值哲学---不同的宗教，政治和道德观点---或许可以合作地根据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来评价和检验。存在合作地，不断地改善这样的生活哲学的可能性（关于生活的价值和如何获得这些价值）就像科学中合作地不断地改善的理论一般。在科学界，多样化的普遍理论在相互尊重对方、尊重经验（观察到的东西或者试验结果）的情况下被批评性地评价。类似的情况，多样化的人生哲学也应该在相互尊重对方，尊重经验被批评性地评价---我们做的一切，获得的成功和失败，享受的幸福，遭到的苦难。这个目标就是改善能够为生活中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大帮助的人生哲学（生活内部更加具体的行业的更加具体的哲学，比如政府，教育和艺术等）。(p.254)
总之，如果我们按上文提到的三个步骤正确地实施、适当地进行启蒙革命，将得到和我们现在的学术探索完全不同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区别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主要用来获得和任何思想上更根本的东西---帮助我们解决更加合作地理性地生活的冲突和问题---脱节的知识和技术操作的学术探索是带来灾难的秘诀。科学知识和技术操作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力量。用无穷尽的方式，我们行动的力量的这个巨大增长一直被用来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如健康，农业，交通，通讯等种种形式。
但是同样的，这个增加的行动力量也可以被用来，一直被用来造成人类的危害，不管是意料之外的危害比如环境灾难（至少刚开始）还是有意的危害，比如战争。如果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成功地追求脱离了智慧的知识和技术操作的结果很难说是错误的。现代福利和恐怖主义的让人惊恐的破坏性，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在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的破坏---热带雨林的破坏，物种的快速灭绝，全球变暖，海洋土地和空气的污染，确定的自然资源的枯竭，所有这些当今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行动的力量的巨大增加，其中有些增加是得益于现代科学和技术才成为可能。但是，科学并不是问题，脱离了智慧追求的科学才是问题。这是我们从启蒙运动的错误中继承下来的没有能矫正学术探索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后果。
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第三次智慧革命，一个矫正启蒙革命错误的革命，以便让学术探索的根本目标是推动智慧，而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学术探索的每个领域和分支都需要改变，如果我们要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更理性的更大人类价值的那种探索的话。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是哲学的错误，人们或许应该说是哲学灾难破坏了学术。因为错误在于学术探索的总体目标和方法究竟应该是什么的观点。弄清楚什么是错误，需要做什么来矫正错误的责任首先在哲学家身上。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当今哲学的最根本任务:清楚明白地呐喊我们迫切需要学术探索的目标和方法，整个框架和特征等的思想上和机构上的革命，以便让它实现帮助人类了解如何创造一个更聪明的世界的正确的任务。如果哲学家真的严肃对待他们的课题，真的爱智慧的话，他们应该做这些事情。
延伸阅读：
《从知识到智慧》（From Knowledge to Wisdom）尼古拉斯·马克斯威尔(Blackwell)
《宇宙的可理解性》（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Universe）尼古拉斯·马克斯威尔(牛津大学出版社)
《物理宇宙中的人类世界》（The Human World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尼古拉斯·马克斯威尔(Rowman and Littlefield)
译自：“Do Philosophers Love Wisdom?” Nicholas Maxwell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马克斯威尔（Nicholas Maxwell）是伦敦大学学院哲学荣誉退休副教授（emeritus reader）。最新著作《物理宇宙中的人类世界》(Rowman and Littlefield出版社)。
http://www.philosophersnet.com/magazine/article.php?id=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