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灵魂如同沐浴佛光圣辉般两次得到升华：先后观看了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席间是用心在观赏，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为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从头至尾，泪水滚滚，感慨万千。一是感谢胡锦涛新政让一度被作为文革罪状而遭到镇压的红色经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感谢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或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让演员找到了真实的感觉，两场演出的艺术感染力都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开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输得如此悲惨，柯湘和红色娘子军所展示的中国妇女反抗压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伟大献身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光辉形象，竟然短暂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的悲惨境地，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
奴隶社会，妇女只是所属奴隶主个人的玩物，至少不会遭受其他奴隶主的蹂躏；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的半独立性和宗教礼教的道德约束，使富人官僚只有像黄世仁、高衙内那样依靠原始的强暴才能蹂躏妇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金钱的内在控制把广大妇女逼上了职业和非职业卖淫道路（常年按次数零售是职业卖淫，终生一次性批发给富人是非职业卖淫），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妇女从职业和非职业卖淫中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妇女真正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妇女生来就具有工作权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彻底摆脱了权力和金钱双重束缚的时代，那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婚姻法》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妇女和男人一样不仅拥有诸如罢工自由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同时还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如四大自由等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历史上把妇女强制变成男性玩物的两大社会锁链——金钱和权力，前者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砸碎了，后者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男性统治突然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凭借金钱玩弄妇女的富豪被革命铲除了；凭借权力玩弄妇女的官僚又被诸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压迫得整体阳痿，他们对已经翻身做主的中国妇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关起门来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手淫。借用佛罗伊德的“性本”学说，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中国的官僚集团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团基础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之所以对毛泽东先后领导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这种阳痿的仇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了中国反革命右派集团男性力量的阳痿，甚至导致了他们对人类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阳痿，30年来他们不断地控诉说，他们其中许多人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等至纯至美的经典音乐，立刻就会如同羊角风发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何等极端程度。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历史仇恨，导致了极端的历史报复，在世界各国妇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男女最平等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解放最彻底的中国妇女，却被打落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地狱底层，6亿多中国妇女在整体上被强制变成了精英的玩物，不仅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劳动妇女，甚至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师等上层知识妇女，在客观上也变成了她们“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于拒绝就要牺牲前途牺牲子女牺牲家庭，直至下岗回家、断绝活路，最终只有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国妇女的悲惨就在于，一旦不幸遇到一个流氓上司，所有中国妇女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接受上司的玩弄；要么站在寒冷街头被所有男人玩弄。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同样是被玩弄的命运。 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因拒绝厂长性要求而下岗的妇女，最终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成为那个厂长的嫖娼对象，每次那个厂长发泄完毕后，总是会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个妇女的悲惨命运，最生动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残暴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所有工资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任何官员都没有剥夺或增加下属一分钱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工人下岗；相反，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强力制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罢工自由和组建工会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级不敢胡作非为。而在后来的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赋予了官僚集团每一个成员决定他人成败贵贱的权力；市场化的改革，又赋予了资本集团每一个老板决定他人生死荣辱的权力；并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试图限制权力和金钱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团贬斥为反对改革。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家奴，中国妇女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性奴，超过一千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职业妓女，以满足精英集团无边欲望的市场选择，所有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妇女都被迫变成了准妓女或妓女后备军。中国进入了人权发展史上最野蛮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最野蛮的“初夜权”，也不过是仅能占有女奴一个夜晚，可是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却使中国职业妇女不死不休地要满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摆脱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杀或被抛弃（辞职本身也是一种自杀和被抛弃）。可以说，与男人相比较，中国妇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剧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为了男人的玩物，并且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哪几个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够成为她顶头上司的男人的玩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的悲惨地位。
仅仅从中国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为什么中外国家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那么不同？西方欧美国家的老百姓那么容易革命，那么喜欢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节日”，并且革起命来无所顾忌；中国老百姓则十分畏惧革命，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随别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断绝以后，并且革起命来，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好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虽然中国历史上就有杀光革命者的传统，从来都是不杀尽最后一人不罢休，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其残暴灭绝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日本人没有把南京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光，改革开放后全国推崇的曾国番，就是因为屠杀革命者如同剃光头那样一个不留，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地全部杀光，但是除了国民党还乡团之外，一般都是仅限于屠杀革命者，很少有针对老百姓的历史清算。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却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全面清算：终身工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价格补贴等统统作为改革对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后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强行占有；针对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等失业者摆摊谋生而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执法大队，控制了全国所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抗战初期曾经有句话，叫做“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后来却是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摆不下一个百姓摊位。如此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用西山会议改革精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当初被共产党夺走的再夺回来”，其实他们剥夺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当初跟随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较一下影响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四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无论早期英国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波庞王朝复辟，还是20世纪末苏联东欧巨变对十月革命的复辟，都没有发生对全国老百姓的清算，俄罗斯复辟后国家财政一度依靠借债度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福利住房，不仅没有剥夺原有福利，在经济好转以后还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会福利，唯独中国发生了对全体老百姓的剥夺，并且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剥夺。这说明对老百姓的剥夺并不是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
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泽东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道理很简单，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不会对反动派造成历史恐惧感，没有历史恐惧感约束的反动派一旦复辟，报复起来便没有任何底线。历史上的反动派就其阶级本性来讲，在实行阶级报复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底线约束的，他们唯一顾及的就是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革命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在客观上形成了反动派阶级报复的底线。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英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克仑威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彼尔，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尽管他们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不尽相同，但是在实行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当初列宁被刺后苏联共产党以加倍的红色恐怖回击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领袖被刺事件；纽伦堡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纳粹领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结果是德国彻底悔改了；东京审判放过了战争主犯天皇，结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对周边国家跃跃欲试；美国唯独对日本扔了二个原子弹，炸死日本数十万平民，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日本就欢天喜地做起了美国的二奶，至今也没有日本人控诉美国核轰炸；韩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追查没收二战前韩奸及其亲属的财产，其决绝做法完全超过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没收财产的韩国人不仅没有将其指控为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赞同；美国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后哪怕是悬赏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国的劫匪很少敢动犹太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家实行的是暴力剥夺，89年共产党被推翻也没有对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百姓进行暴力清算······，总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断验证着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著名论断：“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酷的暴力镇压和阶级专政，迫使反动派逐渐放弃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和阶级报复，开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肉体消灭的欧洲革命和灵魂救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反动派完全不同的感受：欧洲反动派每当举起屠刀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属子女将来肯定会更加悲惨地死于刀下，并且将会无一幸免，这种巨大的恐惧感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有所顾忌；中国的反动派在举起屠刀时则没有任何顾忌，他知道哪怕是明天就发生革命，自己包括亲属子女无非就是过几天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已，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但是，由于灵魂革命不像肉体革命那样直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没有发生革命只能任凭自己诉说，而反动派又恰恰是没有人格没有道德不讲诚信的群体，以谎言和自虐为能事，只要利益需要，莫说不在乎人的身躯可以从狗洞子里爬出，哪怕是从肛门里爬出也绝不含糊，违心说几句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主观世界已彻底改变的谎言又算什么，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苦诉说，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结局：革命的对象，是变革反动派的灵魂；反动派的对象，是消灭革命者的肉体；灵魂变换可以有无数次，肉体生命却只有一次；这就造成了反动派把革命看作是儿戏，虽然是让人不舒服的儿戏，而人民群众却把革命后的复辟看作是地狱，并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狱；许多人宁可自杀也不敢革命，就是畏惧复辟后的恐怖地狱。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警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内行政处分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决，大家就都老实了”。可见，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千古唯一的革命领袖，包括其个人行为也超越了世界五大宗教关于灵魂救赎的最感人传说。蒋介石当政时派人扒掉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进城后却下令把蒋介石的祖坟修葺一新，保管完好（扒祖坟和修祖坟在东方伦理中是天大的事情）；不共戴天的政敌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后，毛泽东派人把张国焘妻子护送到武汉与其团聚，可自己的两任妻子却先后死于政敌手中，一个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一个死于共产党的监狱。这也突显了佛领导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赖于佛的个人魅力。在佛生前掌管下，革命可以让山川大地充满人性的阳光，让亿万人民都变成崇高和幸福的舜尧；但是一旦领袖去逝，革命发生逆转，由于没有像欧美那样由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分摊历史变革的暴力恐怖，而是由革命者独自承担历史变革的全部暴力，反动势力报复起来没有任何底线，由此造成的历史恐惧感特别可怕。回顾一下当初审判四人帮时王洪文的反常表现，就会知道那种恐惧感有多么可怕，像王洪文那种上海滩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吓的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不顾堂堂一个中央副主席的身架，太监奴才般地点头哈腰去讨好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个眼色一声令喝，他就立刻疯狗般地扑向其他被告，喋喋不休地主动揭发和作证，如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一般。人们不妨想一下，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居然都会吓成这样，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能够承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能忍受专制压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全部暴力单方面压在老百姓头上，所以老百姓对革命十分恐惧，反革命则无所顾忌；欧美社会变革的暴力分摊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身上，并且反革命承担的暴力往往还多些，所以西方国家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革命，而复辟后反革命的报复则往往有所顾忌。如同今天欧美市场的道德秩序是严刑重罚的结果一样，现代欧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样是暴力循环的结果， 欧美国家的民主几乎无一不是暴力较量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说北欧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错，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仍然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力量均衡使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没敢也没有能力实行暴力镇压，正是力量均衡约束了双方使用暴力，北欧才走上了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变过程。其实，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选择过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维新的和平改良，共产党武装暴动之前有陈独秀领导的和平改良，包括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质！结果回答百日维新的是菜市口刑场屠刀下滚落的脑袋，回答共产党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流成河，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则是对老百姓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目前胡锦涛新政提出的建立“学有所教，劳有多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绪皇帝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胡锦涛能成功吗？无论能否成功，中国人民都只能抓住这第四次机会，争取通过和平方式结束暴力循环的历史，进入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和谐社会。愿天佑中华，这一次能够成功！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中国反动文人的极端恶劣品行赋予了中国反动派以西方反动派所不具有的极端残酷性，就是在用枪杆子杀人之后，再用笔杆子去继续杀人，运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完全颠倒地解释历史，让流氓去批判受害妇女淫荡无耻，让杀人越货的强盗去批判被害者野蛮残暴，把他们自己最残暴最血腥的所作所为和最阴暗最歹毒最肮脏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后世代相传地不停控诉，控诉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暴力革命有罪论”，恰恰是通过极端残暴的暴力手段最终推广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价值观，
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残酷文化，是中国反动文人独创的刽子手文化。并且这种刽子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刽子手屠杀越彻底越惨烈，对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严重，控诉就越强烈，转而对刽子手的颂扬就越热烈。就拿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遭受的三次大屠杀来看，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从八国联军到后来日军的大屠杀，虽然屠杀规模低于前两次，但是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完全相同。可是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滚；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拍摄歌颂东条英机、岗村宁茨等人的影视剧，不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屠杀，而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了，否则，中国人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到的肯定是东条英机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岗村宁茨的赫赫战功。
著名的所谓“七杀碑”就是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典型说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掩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手法，“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千古经典，只要一发生屠杀百姓事件，“七杀碑”文化就会立刻泛滥成灾。此前曾看到一位空军大将居然扔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写起了讨伐农民起义的历史论文，其中大骂张献忠是“禽兽”，根据也是“七杀碑”，当时十分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就是由农民暴动而来，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怎么会对同根相连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此仇恨？后来知道了其驸马身份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宣杨“七杀碑”等历史谎言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证明多次被镇压的那些死难学生都是一些张献忠之类的嗜血暴徒。“七杀碑”这类如此低劣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依据，不是因为后来的反动集团和反动文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相同的阶级利益和相同的屠杀经历，使他们故意歪曲历史。把人杀掉后再扣一顶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诉，是中国无耻的文人学者创造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血淋淋的刽子手文化，中国的文人学者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屠戮对象，便为这种残暴文化设置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底线，即对知识分子只可杀不可辱，而对那些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造反百姓，则是可既杀又可辱，死后也要给戴上一顶暴徒或恶魔的帽子，并且把屠杀者所做过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蛮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诸在被杀者的身上，再纠集一帮下贱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进行情感渲染，历史上的善恶真假就这样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中国刽子手文化、屠戮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反对暴力本身，而是只妖魔化革命暴力，并且越到后来越极端，目前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清文人把杀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义农民头上，至少还是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篡改编造，现代文人学者则直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学生之间使用拳头的武斗控诉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装甲车对付学生的变革颂扬为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效忠的主子都对其感到厌恶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欧美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过反革命暴力，却很少见到欧美知识分子控诉和妖魔化革命的现象。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尸横遍野，临死前还遗憾地感叹，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他会杀得整个欧洲反动派日夜颤抖；可是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像张献忠那样被妖魔化为嗜血魔王，反倒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赞颂的英雄，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颂克伦威尔的创作中竖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大旗。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持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可是包括欧洲知识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对“血色九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包括中国最疯狂的反动文人都一直回避那场对反动分子畅快淋漓的大规模镇压，而对中国灵魂救赎性质的文化大革命，30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地咒骂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电脑搜索一下，搜索法国的“血色九月”，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搜索中国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几十万条信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主流文人学者创造的一条最邪恶的伦理法则：宽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为是宽容；善良之所以被蹂躏，就因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凌，就因为是弱者；把被强暴的妇女骂作贱货，是为了今后继续强暴；对中国革命的疯狂咒骂，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杀掉他们及其同类。中国一代接一代绝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善良的中国人民，都被这少数反动文人创造的邪恶法则蒙蔽了双眼捆住了手脚，一代接一代地不断重复着东郭先生的悲剧。期间只有二个人是清醒的，鲁迅和毛泽东。鲁迅生前反复告诫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被落水狗夹起尾巴的可怜样子所迷惑，而要趁其落水之时将其彻底打死。可惜鲁迅不是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拥有过暴力，无法避免革命者重复东郭先生的悲剧命运，“锄恶务尽，斩草除根”始终都是反革命单方面的政治专利。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一直带领群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处死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度过了30个年头，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记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弥漫的风沙中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绵延不绝，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您走好啊”的呼唤令天地变色、风云呜咽——，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场面，但那只不过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段，事情过去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百姓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各种墓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碑林，如此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同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观！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人间伦理、百姓赤心铸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旷野上，在向狂风向日月向历史向未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过暴力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不错，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原因。比较中外革命就会看到，欧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国王等统治集团的塔尖，中国革命铲除的则是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统治集团的基座，这两种革命不同的镇压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果。欧美国家中官越大承担罪责越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恶方面就越是有所收敛；中国则相反，官越大就越安全，官大到一定程度，甚至比绝大多数革命者还安全，如建国后那些国民党战犯，生活待遇要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打天下的革命者。这就在客观上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历史信息：要想避免将来被清算就只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只有作大恶，从而形成了罪恶大竞赛，谁的罪恶越大谁将来就越安全，这是世界历史上中国官僚最暴虐中国百姓最悲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形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能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与西方文化重视外在制度建设不同，东方文化更加重视内在道德建设，把规则制度等外在秩序只是看作实现人类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并不是变革的目的，通过道德净化实现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才是变革目的。所以不太在乎人们做什么，而更加在乎怎么做；做什么是制度决定的立场决定的，怎么做是品质决定的。制度和立场等外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可以原谅，道德品质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则不可以原谅，从而形成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伦理法则。高俅陷害林冲西门庆谋害武大郎，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恶棍流氓；武松血贱鸳鸯楼怒杀张都监全家上下一十八人，却被百姓视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体现了不同性质的人格力量。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自然把推动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性质，反映在革命镇压对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质；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杀人，只会因品质恶劣、民愤极大而镇压；政治立场是制度决定的，不应由个人承担罪行；个人只应该对个人品质负责。就这一点来讲，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人道最高形式的革命，建国后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良好道德风尚，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彻底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唯一净土，就是这种革命的结果。如果是在中国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绝不会被杀，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会全家22人被尽数处死，因为就其对本国所犯罪行来讲，伪满皇帝赙仪的罪行超过他们三人的总和。虽然这种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镇压的重点是在下层，因为采取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虐杀革命者残害老百姓的，大都是处于统治集团底层的一些灭绝人性的人渣，如当初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流氓恶霸，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即使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属于刑事犯罪，已经完全突破了敌对斗争的文明底线，不仅仅是对革命力量的犯罪，也不仅仅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完全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实行坚决镇压。所以中国革命可以放过军统头子，但是绝不放过酷刑折磨江姐的凶手；可以放过国民党战犯，但是绝不放过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刽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些凶手绳之以法、斩尽杀绝。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镇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疯狂的犯罪竞赛，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萎缩最麻木最冷漠最可怜最悲惨的老百姓。
我突然想起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来不仅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目前中国右派在控诉和妖魔文革的同时，受其美国主子的驱使，大加歌颂和引进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历史安排，在灵魂救赎的革命失败之后，让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进中国，如同主席生前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中国革命脱离毛泽东生前设置的灵魂救赎轨道，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么可怕，到那时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由衷感叹：如果毛泽东活着该有多好！当然，那些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国外、自己也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外国国籍的买办汉奸，会庆幸那时自己已身在大洋彼岸，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们对世界上最美丽家园造成的毁灭劫难，属于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会坚定中国人民的锄奸决心，同时也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追惩，即便有的能够漏网，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整个身心都将堕入永远不见阳光的黑暗地狱！
我仿佛再次听到了那穿越历史天空略带稚嫩的狂野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卡尔*马克思耗费四十年穷尽毕生精力论证的这四个字，全世界无产者抛头洒血实践的这四个字，中国2800万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托起的这四个字，却被一个夹着大雪茄的苍老手指连同抽剩的烟灰一齐轻轻弹掉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