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在从事著作时，就试图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撰写了两篇具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论文。虽历经曲折甚至坎坷，最后还是找到机会发表了。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1983年1月21日至2月4日，我又写了一篇更大胆的论文“美国现代史与马列主义”。这篇论文经历的坎坷更多，但也很有趣，它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关于马列主义的争论。为什么会如此？为说明其原因，就要先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简言之，这篇论文根据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说是美国现代史，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第一条新规律是从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自然史总结出来的，其内容如下：当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大力加强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和极端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第二条新规律主要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出来的，其内容如下：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福利国家”，是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它的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当时，美国还没有找到克服滞胀危机的办法，所以该文的结论认为，美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后办法，仍然是马列主义指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第一条新规律，是违反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个别论点的。因为列宁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见”及“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两文中，都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对大资本家有利，对工农群众则有害。而这条新规律则认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限制大资本家的极端表现。我认为，我的这种新论点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进入腐朽、寄生、垂死的阶段，已经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又说：“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第26卷，第365页)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3卷，第164页)由此可见，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也就有所发展；他不再说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
应当说明的是，列宁这里提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交战国家程度不同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诚如列宁所说，是大有利于大资本家而极有害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所以它才加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激烈程度，促使社会“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 罗斯福实行“新政”后，世界上出现一种列宁没有看到的、新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的列宁，如果能活着看到罗斯福实行的“新政”，他是会进一步发展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论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的。因此，我认为我对罗斯福“新政”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是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1983年初，中国理论界虽然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大气候略较宽松，却还没有从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下真正解放出来，人们认为我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条新规律违反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个别词句，就不是、至少可能不是马列主义，甚至违反了马列主义，都不敢公开承认。我所处环境，使我对当时学术界的这种形势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论文写好后，我想很难在武汉地区发表，过了4天，即2月8日，我寄了一份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一份给我认识的《历史研究》编辑严四光，一份给理论界掌门人胡乔木。《中国社会科学》和胡乔木一直没有给我回信，他们的态度我不知道。不过他们既不给我回信，当然是不愿意公开承认我的论文是马列主义的论文，尽管他们也没有批评我的论文违反了马列主义。3月7日，我接到严四光编辑寄来的5份我的论文的打印稿，但他没有附信说明《历史研究》编辑部处理这篇投稿的具体过程。后来我才听到李慎之同志告诉我，他们曾将我的论文打印了若干份，分送给一些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历史研究》始终没有发表我这篇论文。李慎之同志还告诉我：我把这一类论文寄给胡乔木是失策，胡是不会支持这一类论文的。
还有一个插曲，证明我在武汉地区发表不了这篇论文的预测是对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夏邦新听说后，3月17日前来取去了这篇论文，看看能否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省社联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印发，但过了几天，他就还回了这篇论文，说会议是纪念马克思逝世的，而拙文是论述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与会议主旨不太适合。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当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密加凡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面评论说：“原来我并未向你们召开的会议提交论文，是你们主动派人来取去拙文的。你们看了拙文后，说是拙文与会议主旨不太适合，难道马列主义能分家吗？我看这是遁词，真正原因是，你们没有胆量让我在会议上宣读或印发我这篇被有的人怀疑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论文。”密加凡院长听了我的发言后只是笑了笑。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内一个比较开明的老同志，即使他思想上同意我的观点，在当时湖北省大气候下，他也是很难公开支持我的观点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1983年7月11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历史学系著名历史学家斯坦利·柯特勒(Stanley I.Kutler)，以普林斯顿大学斯坦利·卡茨(Stanley N.Katz)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他自己名义，热忱函邀我参加将于1984年6月4－8日在意大利贝拉焦“洛克菲勒研究与会议中心”召开的“外国人看美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希望我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评论美国历史学的论文，于1984年4月1日前寄给他，以便他组织美国历史学家参与讨论。
我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感到“美国现代史与马列主义”这篇论文正好派上了用场。但是根据有关规定，拿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如果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要送给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批准。我于是按照规定，将论文送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核。具体处理此事的是党委办公室主任傅健民。他自己不懂美国史，只好将我的论文打印若干份，分送学校有关教授提意见。后来听说，有认为我的论文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有认为不符合的，学校党委不好决定，就一直拖着不给我答复。这期间，我一面征求意见，不断修改论文；一面将论文寄给《世界历史》主编和人民出版社两位资深编审寻求支持，均无结果。到1983年10月或11月，在美方催促下，我书面要求武汉大学党委作出明确答复，党委办公室回信仍然含糊其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的论文，只是说：“你的论文与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不一致的，请你慎重考虑。”(大意如此)在此情况下，我想到了上海学术界，因为比较起来，当时上海学术界是更为开明的。1983年12月13日，我将论文寄给了同情我学术观点的青年朋友王毅捷，他和上海《社会科学》编辑张家哲研究后，让我将论文压缩到10000字，于1984年1月寄去。当时，上海《社会科学》第1期正好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论文“从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第2期就发表了拙文，题目改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大胆承认了我的论文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
有了这个公开发表的文本，我就取得了出席贝拉焦国际学术会议的资格，并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译成英文本寄给了柯特勒教授。1984年6月4－8日，我参加了贝拉焦“外国人看美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我又见证了国际学术界对我论文的冷寞以及与国内很不相同的看法。首先，会议组织者在全文印发他们认为比较优秀论文时，没有印发我的论文。6月5日上午，我和几个不同国家教授宣读了各自论文摘要。这次会议主持人、美国伯特·怀亚特-布朗(Bert Wyatt-Brown)教授作总评时说：“在中国情况下，刘教授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作出马列主义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刘教授今后对西方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看法也能多加留意。”(实际上，我的全文中引了许多西方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没有读到。)总评后，大家讨论时，没有人涉及我的论文。对于这种冷寞，我心里一直憋着气。晚餐时，怀亚特-布朗教授对我说：“你的论文很好，就是马列主义太多了一些。”我听了以后心里想：我的论文在国内历遭坎坷，是因为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它的马列主义太少，甚至怀疑它违反马列主义；现在你们美国学者又说它马列主义太多，予以忽视，如果我不进行一番争鸣，就显得太好欺负了。同时，我也想到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寻求支持，首先找到波兰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耶日·耶德利基(Jerzy Jedlicki)教授，问他对我发言看法。出乎我意料，他对我说：“我没读你全文，但坦白地说，我大概不会同意你的观点。我过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过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近10年以来，波兰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接着我问他对反对波兰执政党的团结工会的看法。他说波兰80%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团结工会会员，他自己也是，但波兰政府却要镇压团结工会。我问他出路何在，他说看不出。为了核实他的话，我又找了一位长驻该“研究与会议中心”的波兰语言逻辑学家交谈，他说他完全同意耶德利基教授的意见。我仍不死心，又找到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的D.集沃伊诺维茨(Dragoljub R.Zivojinovic)教授。他更令我惊讶，说他根本不关心马列主义。我问他南斯拉夫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他估计大约占一半。这天晚上，一位长驻该中心、旁听过我发言的美国出版家罗尼·达格(Ronnie dugger)来找我交流思想。他对我说：“我仔细读了你的发言稿，逻辑性很强，但你这种马列主义观点似乎与美国实际情况不符。比如，美国宪法限制着总统权力，总统难以独断专行，我就写书批评过里根总统。我们美国这个国家是很难实行垄断政策的，哪里会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比如，目前美国工人生活水平高，有的人有两乘汽车，住在郊区别墅里，怎么会去冒险搞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我虽然一一反驳了他的论点，但也感到并未说服他。6月6日午餐时，我和法国第八巴黎大学女教授玛丽安娜·德布齐(Marianne Debouzy)为邻，听说她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因问她对我发言看法。她说：“坦诚地说，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第一，你说只有马列主义观点正确，我不这样看；第二，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后国家就要消亡，何以现在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强调国家政权、官僚主义严重呢？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看得多了，老是那么一套，没有什么新东西。”从她的这些言论，我有点怀疑她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于是答道：“关于第一个问题，在20年代美国暂时繁荣期间，美国的一些政客和经济学家预言，美国已永远消灭贫困，再不会有经济危机。
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难道后来不是被证明是错误的吗？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提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独不会消亡，还要加强。目前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建成了共产主义，国家怎么会消亡呢？至于第三个问题，我的论文中提到罗斯福‘新政’可以基本克服资本主义30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延长其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这种说法，你看到哪些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呢？难道一点新东西也没有？”由于午餐已毕，她对我的一些反诘未作答辩。午餐后，意大利波珞尼亚大学的蒂齐亚诺·博纳齐(Tiziano Bonazzi)教授约我一同散步。他对我说，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不相信列宁主义。这又是一种对马列主义的不同看法。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决定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作一次反击性发言，谈谈我当时相信非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原因，和对这次会议目的的看法。我发言内容大体如下。当我年幼时，中国既贫且弱，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知识分子大都主张学习西方，有的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在此情形下，我6、7时就知道华盛顿总统小时很诚实，向他父亲承认砍了樱桃树的故事，也听说过拿破仑、俾斯麦等西方政治家。我上初中时，初步接触到培根、浴克、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人的思想。到上清华大学时，不独主修了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还学了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等课程。1945至1947年上半年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的当然都是西方学说。由此可见，我对西方学者学说，并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这些学说虽然能使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却不能像英、美、法、德、日等国家那样，运用这些学说使国家富强，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不富强，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这个大学教授也当不稳。后来，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使中国走上了新路，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今天，尽管马列主义并未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因教条主义影响和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犯过严重错误，但近年以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好，已经逐渐走上富强之路。所以我仍然相信马列主义。
对于这次会议，我说：既然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国美国史学家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我研究美国罗斯福“新政”，美国有关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我都是涉猎过的。但是我认为，参加会议各国学者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比如，法国德布齐教授在会上的发言虽有思想，她可能是个不错的教授，但她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常识都弄错了；她不独未读我论文全文，甚至未细看我的发言稿，就说里面没有新东西，这能有助于我们的交流与了解吗？中国有10亿人，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苏联是个大国，还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中，也有些人相信马列主义。因此，如果大家只想在自己国家里做个大学教授，过舒适安定生活，不研究马列主义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可能受到联邦调查局那一类机关的纠缠。但从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的责任来考虑，大家这样不关心马列主义，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不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与了解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美中不足。
我发言后，大家热烈鼓掌，纷纷前来和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我发言很即时、很有使命感，很为人类前途着想。会议组织者一再向我表示，说我对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是完全正确的。
1984年7月21日初稿
2007年11月9日修改毕
原载《学术界》，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