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邀请我去讲学，并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是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10年，物质文明建设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精神文明建设却未跟上。许多人见利忘义，贪污、腐败、荒谣、盗窃、睹博等不良现象，相当流行。交通线上，车匪路霸一时很是猖獗。我年近8旬，又无人陪伴，长途跋涉，心情多少有点紧张。特别是在天津转车时，况买到软席卧铺票，硬卧车厢人多嘈杂，空气闷热，上车后大家就抢着打开水。我争不过大家，也不想争，就坐在过道的凳子上等着。这时，我对面下铺的那位小青年前来对我说：“老教授(他大约是从送我上车的人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份)，我替你打开水吧。”不顾我辞谢，他就将我茶杯拿去打来开水，并且加进了他的上好龙井茶叶。由于当时社会风气不好，我对他这种异乎寻常热情不太理解，于是留心观察，看到他提包中生活用品都比较高级，我又有点怀疑他手头何以如此宽裕。这样，我便感到对他应有所警惕，尽量避免和他打交道。那知到了晚上，他又提议把下铺让给我，他睡我的上铺。正在我婉拒时，他已矫捷地跃上我的铺位，拿下我的行李，随即下来将自己行李抛上我的上铺。一切安顿好以后，他下床来饮茶，和我坐在一起。当我赞扬他的雷锋精神时，他说雷锋精神固然好，但他不一定是学雷锋。于是，他向我简述了他的身世：“我姓金，是住在黑龙江中苏边境地区的朝鲜族人。父亲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解放后服刑。母亲无力养活几个孩子，我小学毕业后独自闯进关内。流浪到天津时，被一位具有同情心的中年女基督教徒收养，供我读完中学，并考取了山西采矿学院。后来，我完成学业在一个采煤企业任技术员，收入很不错，并成了家。但是，她自从迁居以后就不再和我联系。我知道她的为人，收养我只是为了做一件好事，并不图报。然而，我总口觉得失去报答她的心中不安，因此就学她做人的榜样，也算是对她的报答。我每次旅行都尽量帮助老弱妇孺。”后来，他一路照顾我非常周到，使我一想起我曾怀疑他帮助我的动机来便觉心中有愧。
在东北师大讲学期间，我住在该校外宾招待所。所内没有为宾客洗衣的服务项目，我感到很为难。二楼女服务员赵金珠听说后，主动为我洗衣。每天衣物不仅洗很干净，而且折叠得很整齐。按劳付酬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当时是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但是，当我向她付酬时，她坚决不收，还说为长辈服务是应该的。我虽在行前买了些糖果酬她，但我深知这些糖果不可能像她的行为那样甜蜜。
讲学任务完成后，我顺便前往哈尔滨旅游。刚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生黄仁伟和他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美丽妻子傅勇一同送我上车。大概是担心我不同意，直到开车前的一刹那，他们才告诉我，傅勇是自购车票，作为我的临时“生活秘书”，全程陪同我旅游的。当时，我一方面对他们新婚燕尔就小别离感到很过意不去，一方面自然也感到意外惊喜。傅勇当时年22，较黄仁伟年轻约10岁，是看中黄的才华才决心嫁给他的。她态度娴雅，知识面颇广，谈吐脱俗，一路上照顾我很细心，使我们的旅游非常愉快。
到达哈尔滨后，经傅勇介绍，黑龙江大学任众教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东道主。任教授和我一样，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后来从事世界史的教研工作。他为人豪爽，很有理论勇气，学术思想和对世事看法大都和我相似。黄仁伟曾是他的高足，我此前和黄仁伟也有往来。通过黄，我们早已相知，但未相识。离长春前，黄仁伟告诉我到哈尔滨后最好住在他家。因为他丧偶有年，家里只有长媳长孙，房子较宽。恰好他为我云了的旅馆正开大会，颇不方便。见我犹豫，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就让我和傅勇住进他家，并为我安排游程、讲学、访友等事。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一见如故，既不讲客套，也不觉隔阂。由于共同语言多，坦诚相见，每晚作长谈，慷慨论国事、天下事，很是痛快。
回到东北师范大学后，在读博士生黄兆群交还他为我保管衣物时，我发现他已将我踩过黄泥、准备抛弃的一双旧布鞋洗净晒干，整旧如新，给我此次白山黑水之行添上最后一个感人的意外。
综观这次旅程，可以说处处是深情厚谊，一切令人满意。在武汉启程时那种多少有点紧张的心情，在归途中已变为轻松愉快。纵然社会风气不尽如人意，但我感到人间还是有真情。10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我仍然时常怀念着小金、赵金珠、黄仁伟、傅勇、任众、黄兆群这些可感、可爱的友人，并为他们祝福。
2000年6月29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