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4日，中华大地出了个西丰事件。事件简单，那就是，公安又抓记者。
本来，在当代中国，抓记者，既非空前，也非绝后。一般地说，它是专制社会条件下人民主权被践踏`人权得不到保障`舆论监督的生存环境恶劣的反复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一个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不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人士，都会把追求人权放在首位，批判极权政治，呼唤自由民主法治，为宪政而斗争。可是，我们的朋友张宏良，这位享受过足够的（自然也会是有缺陷的）西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海归教授，竟然借口西丰事件，发表《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又一次为其荒诞的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的毛泽东版文革召魂，呼唤文革再现。
张教授为什么老是要为那么残酷`那么没有人性`危害那么严重的文革召魂？
我相信张教授的良知。我决不会相信一位在西方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教授真的酷爱打`砸`抢`抄`抓，酷爱那种捕风捉影`毫无理性`绝对不允许辩驳`顷刻之间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想，张教授之所以赞扬文革，赞扬文革中那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完全是因为他把那种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内涵的残酷无比的打`砸`抢`抄`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抽象化了，他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而完全不顾那种形式所具有的特定内容。他三番五次说，那是一种大众政治！他完全不顾那是无法无天的领袖绝对专权条件下的`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的多数暴政。
我是毛泽东版文革的亲历者`受害者之一。那时，比如说，震惊全国的所谓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六十一个叛徒案，就是大字报的杰作。现在我们知道，那完全是诬陷。可是，当年，谁敢写基于事实`反驳诬陷的大字报？你写吧，写了就是对抗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本人当时有一个相识多年`远在外地的恋人，出乎意料，文革期间她和当地一个男孩结婚了。据说，那个男孩家很有钱，所以，婚礼很排场。我的一个知道事情真相的同事不知在什么地方开了一个玩笑说，***（指本文作者）把他女朋友给卖了。哪知道，说话人短，听话人长。于是乎，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出笼了，标题就十分夸张：“反革命漏网右派***竟敢高价卖老婆？罪该万死！”接着，砸烂我的狗头的标语口号便又铺天盖地了。
张教授啊，这样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真的是您所钟情的大众政治？那个大众政治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值得你如此念念不忘？
张教授会说，我从西丰事件发现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假定张教授的确发现了重大问题。那么，他是怎样发现的呢？请看：
张教授在文章的开头就写道：“辽宁西丰，这个昔日血雨腥风百兽哀鸣的皇家围猎场，2008年初再次响起了围猎的号角。只是这次围猎目标不是当地的飞禽走兽，而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并且不是北京一般的地方，而是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机关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抓捕3天前发表文章“诽谤他们县委书记”的一名女记者。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啊！这还了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
网上有人评价张教授“文章涉及了一个中共政权内乱的根本问题，即政权的私有化。文章论据翔实，论点冷酷中肯，论证逻辑超强，算得上是难得的好文章”。
你看他写起文章来，紧紧抓住西丰事件，由辽宁西丰，进而首都北京；由首都北京，进而中央机关；由中央机关，进而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由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进而中央政法委机关报；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进而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层层逼近，气势磅礴。这个中央政法委机关报的特殊显赫地位，真的是活灵活现了。于是乎，你一个小小县委书记竟敢前来挑战，岂不令人深思？张教授文字的煽动性的确了不得。
张教授说：“一个不过七品芝麻官的小小县令，竟然跨越省市两级政府，派人直奔京城军机处抓捕京官，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所以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西丰县令可谓是中国千古第一县令。”
耸人听闻。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张教授说：“目前中国地方官僚对中央政府的蔑视程度，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 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小小西丰县委就可以随心所欲派人进京抓捕京官，如果是再大些的铁岭市委或者辽宁省委呢？如果是拥兵数十万的各大军区司令呢？”
中央政府危在旦夕！！
个别性前提得出了耸人听闻的普遍性结论。
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教授说：“以往30年诸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的兽性化训练，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所谓改革从开始就是强化官僚统治的手段，对上改革中央对下改革百姓，用民主对抗中央，用市场掠夺百姓，逐步形成了官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摆脱了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设置的所有约束……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
原来，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恶果。
那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又是怎么来的？
张教授说：“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政权私有化则是清算文革的结果。由于现代中国的大众民主诉求是通过文革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清算便自然形成了对公民大民主的清算，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力都遭到彻底否定，包括最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的罢工权力都被彻底剥夺，罢工是世界公认的公众最低权力，是驴牛骡马等牲畜都具有的天然权力。排山倒海般清算大民主的政治浪潮，把中国推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由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先进国家变成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在世界人权法庭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当文革大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被彻底妖魔化以后，可供中国选择的就只剩下两种政治模式：苏联式的集权政治和西方式的集团政治。当时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就是选择苏式集权政治模式还是选择西式集团政治模式的斗争，如果没有家族利益的介入，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斗争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家族利益的介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走上了政权私有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上述两种政治模式与家族利益形成尖锐矛盾的结果。”
那么，出路何在？
自然只能是张教授的一贯主张：对文革进行否定之否定，即清算对文革的清算。
可惜，我们博学多才的张教授搞错了。他颇像那瘦弱的没落贵族吉柯德，因迷恋古代骑士小说，竟像古代骑士那样用破甲驽马装扮起来，以丑陋的牧猪女作美赛天仙的崇拜贵妇，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潘札作侍从，3次出发周游全国，去创建扶弱锄强的骑士业绩。他带上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望远镜，注目前方`深思熟虑发现的头等问题，原来竟建立于沙滩之上。这就是说，张教授立论的事实依据`他的论文的出发点`整个论文的逻辑起点是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
在正式分析张教授的错误之前，我试着像说书人一样说一个小段子。
话说，公元1874年，一乡下男子异想天开要挑战李莲英。此李莲英何许人也？此人虽出身河北农村贫困之家，可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官员。他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北京城里的官员。他不是北京城里一般官员，而是北京城皇宫里的官员。他不是北京城皇宫里的一般官员，而是北京城皇宫里老佛爷嬨嬉太后身边的官员。他不是北京城皇宫里老佛爷嬨嬉太后身边的一般官员，而是北京城皇宫里老佛爷嬨嬉太后身边最最贴心陪伴太后十年了的大名鼎鼎的官员。这个李莲英可不简单，他说的话，常常就是老佛爷的话。你一个农村小青年，挑战北京城皇宫里老佛爷嬨嬉太后身边最最贴心的`常常代表老佛爷的大名鼎鼎的官员李莲英，真的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岂有此理，找死。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小青年竟然没输，反而赢了。各位看官，你道这是何来？原来，小青年要与李莲英比试的，自然不是权势，仅仅是那个比较特别的“势”---“小东东”。不可一世的大太监李莲英早“去势”了，还比什么！于是乎，李莲英败在他的“小”上。
用现代语言说话，这叫系统漏洞。漏洞是在硬件、软件、协议的具体实现或系统安全策略上存在的缺陷，从而可以被攻击者使用，使攻击者能够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访问或破坏系统，威胁到系统的安全。因而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系统中存在的安全漏洞。
最近，法国兴业银行，这个创建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大银行因一名交易员而遭受巨额损失，就是一个不祥之兆，说明银行系统非常容易遭遇灾难性的失败。
我可以肯定地说，西丰事件，仅仅是又一次权力挑战舆论监督的事件，而不是什么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从这个事件出发，得不出张教授的“政权私有化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的结论。这个结论既然得不出，对其根源的探讨，就只能是无中生有。
为什么？
七品芝蔴官西丰县委书记是挑战中央政法委吗？他不敢。他是挑战一个小小的女记者。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西丰公安局那几个警察，连挑战中央政法委机关报门前可能有的石头狮子（请原谅本人没有实地调查是否真有其物）都不敢，就是挑战中央政法委机关报门前那个武警中队也万万不敢。他们更绝对不敢挑战中央政法委。他们挑战的仅仅是那几个不被保护的报纸的编辑`记者而已。可以假设，西丰县公安那几个警察快要进门之前，《法制日报》的保卫处有一个通知，叫武警中队不允许他们进去，这个时候，西丰警察就是吃了豹子胆，也决不敢擅自闯关的。除非，武警中队手里的不是寒光闪闪的现代化武器，而是普通的烧火棍。或者，西丰警察手里有核武器。至于说，西丰警察持有公安机关正式拘留证进门拘留一个女记者，请问张教授：谁有权阻拦？张教授你自己都说了：“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网上曾经传说，就是《法制日报》这个似乎大名鼎鼎的中央大报，原来也怕惹事，原本想与西丰私了的。当警察进来的时候，据说社长、总编对女记者说"你快出来躲一躲吧，不要上班，也不要回家，千万不要露面！"）女记者和报社那么地狼狈不堪，本单位的武警都不来保卫，正好说明她们这些个系统漏洞处于没有保护的可怜境地。 1月9日，王丰斌以《法制日报》杂志总编名义发表声明说“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新闻记者遭遇警察拘传，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这位比较正直的总编不敢也不能反抗，又两周后，1月24日，愤而辞职。因此，当我们把今日中国任何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者比喻为那个“小东东”，即令是李莲英大人的“东东”，大概算不上是什么侮辱吧。在当下，堂堂一个七品正堂`正县级干部`县委书记对付一个小小记者，实在卓卓有余，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把个没有仪仗`没有随从`别人喊抓就抓的小小女记者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说是什么京官，张教授的想象力也丰富得超越说梦话了。
那么，我们的记者为什么会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这才是张教授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以为，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专制体制的一种反映。
中国是一个人权状况很不佳的极权体制国家。公民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具体来说，主要指建党和办报受到严格控制。这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党禁`报禁。中国的报纸，居统治地位的是中共各级党报。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教育阵地。它只负责进行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而基本不是舆论监督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以来，直到今天，除开文革时期，即使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基本上不代表中共中央对全国的党委和政府工作实行自上而下的舆论监督。至于来自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在报纸上发表还是不发表，也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机关某种特定的暂时性需要。所以，机关报除开有时需要用所谓社论的形式宣告某种政策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能代表机关，也更不代表群众。至于党委机关报之外的其它报纸，更谈不上对各级党委`政府实行舆论监督了。了解情况的人们都知道，包括机关报`党校`讲师团等所谓党委所属事业单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常常是虚幻莫名的。所以，在公检法眼里，打打党校教职工，抓抓党报编辑记者，禁止有某篇所谓负面新闻的党报（包括《人民日报》）在当地发行等等，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出了问题，一般也不会受到严格追究。
张教授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深感报纸在那里的非常地位，习惯成自然，忘记中国国情，太把中国的报纸当一回事了。这才犯下把蚂蚁当大象`把小记者当中央的错误，并且，基于这个错误，大发了一通议论。议论的目的依旧是为文革翻案。他如此为毛泽东文革召魂，在我们中国，也可以算个铁杆文革派了。他的文章论点冷酷，中肯就谈不上吧。作为教授，竟然忘记了胡适先生早年说过的一句经典名言：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偌大一个中国，他连一分证据都不够，就说起十分话了。论据不翔实，论证必然背离逻辑，岂算得上是难得的好文章？
他真的马失前蹄了。据说，当年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柯德¡闹出不少笑话，到处碰壁受辱，被打成重伤或被当作疯子遣送回家。我们的张教授可以反思反思了。堂吉柯德在历险中，和别人交谈，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头脑清晰，见识高明，他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堪称骑士典范，他一心追求正义，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战”毫不畏惧，连命都不要，他坚信自己应该扶助弱小。我们的张教授写过许多很好的文章。只要不涉及文革，他头脑清晰，见识高明。可是，只要是涉及文革，他就像中了邪似的，胡话连篇。
最后，我有一点声明：在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之前，对于所谓中国政权私有化也好公有化也好的问题，本人一时不作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别人是主张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或者主张什么别的，我也不想过问。如果说，张教授由于十分欣赏西方世界无冕之王的作为，主张维护报纸的舆论监督权利，为我们的报纸编辑记者们因报道所谓负面新闻而累遭迫害报不平，那我要对张教授说，我一百个`一万个同意。
（注：本文所用黑体字，系引自张教授文章。）
2008/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