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明确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主体，明确了规划编制的原则，即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兼顾，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主体功能区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并坚持统一部署、分工负责，区分缓急、突出重点，相互衔接、上下协调，规范有序、依法推进的原则。
我想，灾区从省、到州市、到县、到乡镇，除了集中紧急救灾中心任务外，不少地方可能已经开始考虑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而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就有一个选择什么产业、选择的产业摆在什么位置、由谁实施、采用什么模式，等等问题。对此，我曾主持过“中国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研究”课题，调研过贫困户易地安置的许多案例，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一是就搬迁户新迁入地区来看，有偏僻山区、农村和城市郊区三个地方，实际效果是城市郊区的最好，农村次之，偏僻山区最差；二是就搬迁户在新迁入地从事产业来看，有传统农业、城市打工和城市郊区养殖业三种产业，实际效果是城市郊区养殖业的最好，城市打工次之，从事传统农业最差；三是就组织方式来看，有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易地搬迁户自己组织三种，实际效果是易地搬迁户自己组织的最好，企业组织的次之，政府组织的最差。我的这些结论，可供参考。
灾区重建的产业应选择，可以继续千百年来的水稻、玉米、蔬菜等种植业，也可以新选择一些农产品加工业，还可以通过省市区间的对口帮扶新办一些沿海产业转移的产业，如此等等。但是，我却建议首选生猪、肉牛、奶牛、活鸡等养殖业。这里的原因，一是养殖业是我国的短腿行业，国内需求量大，不会发愁市场销售；二是养殖业所需土地面积不大。从电视画面上看，重灾区都是高山峻岭，土地本来就少，地震更是摧毁了许多良田好土，选择产业用地恰恰是灾区重建的要考虑的；三是四川农民历来就有发展养殖业的悠久传统，改革开放前就有“川猪走天下”的美誉，灾区农民发展养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四是四川省有新希望等著名“饲料大王”，不用担心饲料供应。
灾区重建的产业地点，建议重点选择在城镇郊区。选择在城镇郊区的好处很多；一是便于接受城镇的技术服务。养殖业发展需要良种和优质饲料供应、科学饲养指导、及时防疫防病、采购客商看货，在城镇郊区当然要方便多；二是养殖户生活方便。在城镇及其郊区，可以就近购买生活必需品，文化娱乐活动也好解决；三是养殖户的子女可以就近在城镇就学读书；四是由于城镇集中，将大大节省属于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1960年代我国搞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世纪大战、打核战争”的大小“三线建设”，“散、山、隐”，浪费了大量金钱，“三线建设”职工很不安心，后来不得不放弃，教训极其深刻。
灾区重建的产业模式应选择“公司+基地+农户”。其实，各地都有许多“公司+基地+农户”的成功案例，四川灾区肯定也不少。我建议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一是规划编制者在所有城镇周边，都规划成养殖场；二是分别由灾民中的相对富裕户，出资成立养殖公司或合作社，承包规划的养殖场，并从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农业银行贷款建盖饲养场，模式是养殖户宿舍和养殖棚概在一起，以便管理；三是政府用小额信贷的方式对养殖户贷款，让他们用于购买牲畜；四是请新希望等大企业集团来举办养殖加工厂，把养殖公司或合作社、养殖户的产品进行加工，然后销售大市场；五是扶持有的农户、或企业家来举办另外的企业，即把牲畜粪便首先制成沼气，供应当地，然后再加工成优质肥料，供应绿色产品使用；六是政府个部门要做好服务，例如科技部门做好技术指导，税务部门做好免税，工商管理送上营业执照，畜牧部门上门提供良种和防疫，如此等等。
我所建议的这一方案，具有化钱少、成效显著的特点。毕竟国内外捐赠的钱尚不足以供灾民“畅开肚皮花”，该补助当然要补助，该节省就要节省，该贷款就只能贷款。在此，我想介绍我碰到的两个案例：一个是云南省会泽县几十个农民来昆明打工，赚钱后在昆明市郊区租地养殖奶牛，模式是注册云南穆盛达乳业公司，盖好牛圈和宿舍后，租给山区来的养牛户。至今已带动了贫困山区150多户贫困农户、1000多人，来养殖奶牛，目前已达6000多头。公司用机器统一挤奶，交给牛奶加工公司。有一批老养殖户挣到钱后，扩大养殖规模，又聘请其他农户帮他们，自己变成了小老板。二是从2006年来，我两次赴云南省西北部小凉山核心区宁蒗彝族自治县调查，发现该县至今仍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正而八经的龙头企业，农户们只能是单家独户的生产，现有的农民组织都无能为力。在我的鼓动下，该县战河乡一个煤矿老板联络6个小老板，成立了一个“云南省小凉山畜牧公司”，没有花政府1分钱，投资了60多万元，在乡政府边集中养牛，同时带动了4个村委会的上百个农户养殖良种肉牛，另几个村委会的农民纷纷找上门，要求加入龙头企业。
在易地扶贫开发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结合灾后重建，现提出来供参考；
一是尊重农民土地经营使用权。灾后恢复重建当然要使用不少的土地，这些土地除了国有外，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当地农民已经承包经营过的土地。对于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是使用权经过国家几轮承包经营责任制，都落实给了农户，而且国家法律、国家领导人多次宣布“长期不变”、“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为此，灾后重建涉及征用时要注意按照公道的市场原则，不能采取地方政府近多年来惯用的超低价征地、超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的做法，更不能无偿征用。至于兴办养殖业需要征的地，只能采取公司对农户、农户对农户的方式，地方政府不要包办代替，以避免行政权利介入后导致的不公平。
二是怎样组建“公司+农户”中的公司？作为带动农户的龙头企业，公司的组建十分重要。实践中有政府出面组建国有企业、现有国有企业组建股份制企业、农户合伙组建公司等形式。其中，政府出面组建国有企业，这是许多地方政府机构热情很高的方式，但是至今未见有成功的；现有国有企业组建股份制企业，也是许多政府机构乐意采用的方式，其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农户合伙组建公司，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但是有一个严格按照《公司法》运作的问题，必需一开始就设计好。农户合伙组建公司常见的问题，主要有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划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工，同股同权，防止行政干预等问题。
三是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云南穆盛达乳业公司的经验是，公司统一建盖饲养棚和宿舍租给养殖户，收取租金；统一机器挤奶并送交加工厂；统一从加工厂领取奶款、扣留管理费后发给养殖户；统一组织培训、防疫；统一对外发生关系等。养殖户自己购买奶牛和饲料、自己饲养，等。这样一来，双方产权关系明确，减少了许多麻烦。
四是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不能以为这次地震得到的社会捐赠、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较多，就不需要向金融机构贷款了，恰恰相反，需要得到更多的金融贷款服务。这是因为，社会捐赠和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只能用于公共设施，发展产业仍然需要金融贷款。而且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来看，盈利性经济发展的投资，只能使用自由资金、金融贷款或社会融资，而不能躺在政府贷款，当然也不宜使用社会捐赠款。
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有成功经验，但是失败教训也不少。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问题，是机构太少，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独家经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一号文件要求的““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至今没有落实。还有，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放开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这三种新的农村金融组织，灾区在地震前好象也没有任何动作。由于没有竞争，也就没有良好服务。专门针对贫困户服务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在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很是成功，但是后来被异化为传统信贷，特别是四川省那时并不积极。所以，我担心灾区的贫困户能不能从发展产业中，顺利就业而脱贫致富；当然我也担心我国过去扶贫中的那种普遍地存在着“扶富难扶贫”、“扶官难扶民”、“贫富一起扶”等问题，再次发生！
五是四川省内的现有农业龙头企业要在重建中发挥作用。我觉得，地震发生后捐赠用于救急，非常重要，但是在重建中发挥作用也很重要。为此，我呼吁四川省内的现有农业龙头企业，赶快行动起来，到灾区举办、创办、领办以带动灾民就业的企业，应作为一项不能推辞、不能推托的本份任务。也建议当地政府多作推动、鼓励等工作。如果其他省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愿意到灾区举办、创办、领办以带动灾民就业的企业，也应当给予鼓励、扶持。
最后还要说，1980年代中期后，包括四川省在内的我们搞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曾经把需要搬迁的农户从农村搬迁到农村，搬迁后仍然种庄稼，钱化了不少，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不少，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这次震后重建，建议认真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