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汶川地震惊动了整个中国,在这场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 整个社会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除了平凡人的爱心捐助之外,那些由大企业、富豪以及公众人物构成的富裕群体一时间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他们的反应也引起了国人的不解与疑惑。
在公众看来,与普通人士相比,富裕群体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比起港台社会中富裕群体的表现,我们的企业、富豪和公众人物似乎并没有表现的让人满意。在灾难面前,我们的这些富裕群体在捐助面前羞涩,甚至反应缓慢。长期以来,国内的富裕群体并没有将财富实现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民,而是形成了资源型的掠夺与自我消耗,在输入与输出方面严重不平衡,从而导致内部财富的膨胀与外部环境的荒漠化,这种裂痕的扩大,带来的是民众的不理解与猜疑,并由此引起了严重的仇富心理。在富裕群体看来,不从事慈善投资,并不会妨碍其获取财富,更何况,在目前的慈善评价体制下,所谓的慈善投资并不能为之带来环境的改善,相反,还会引发更多的质疑。因此,这让国内的慈善事业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民众的愤怒与谩骂,另一方面则是富裕群体的冷漠和消极作为。
富裕群体要明白,在灾难面前,释放善意,获取民众的信任,正是帮助那些所谓带有原罪的富裕群体与民众实现和解的良机,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群体更要意识到,在国内政治环境下,主流民意已经越来越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但民间激发的仇富心理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在这样的前提下,富裕群体就不得不面对政治外部环境的挑战。而在这场地震中,一些富裕群体的不作为更是让民众心生恨意。可以预料,如果富裕群体依然保持这种冷漠的超然态度,那么民间生长的愤怒将会继续恶化。所以,对于富裕群体来说,任何一个善意的举动将赢得民众的理解,进而带动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
富裕群体为什么不愿意捐助,这里面涉及到观念与制度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民间社会对富裕群体就有一种原罪的审判标准,因此,任何富裕群体中个别人的不作为都会带来民众对其集体性的全盘否定,而这让富裕群体产生了消极回避的心态,在重大事件中并不愿抛头露面,惹来争议,而且,富裕群体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公民社会的层次,缺乏普遍的公民意识,这些观念的落后导致了一些富裕人士的冷漠甚至消极。
在当前的慈善评价体系中,我们没有相应的社会反馈与制约机制,一些富裕群体不愿捐款,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但民间社会应该建立一个约束性与奖励性机制,即平衡作为与不作为的实际效果。如果富裕群体不愿意捐助,那么这个制约机制应该发挥作用,通过媒介等形式,让这些富裕群体在在相关利益获取上付出代价,比如,垄断企业和公众人物在灾害事件中消极不作为,则可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经营效益和社会声誉上。通过社会的约束调节,来防止这些富裕群体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
有了制约机制,我们还要建立奖励机制。对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富裕群体,国家不能奖励,但是民间也要有配套的措施加以鼓励,诸如通过网络、媒体以及其他方式,通过这种舆论引导,可以起到一种社会公关的效果,来改善富裕群体的社会环境,获取民众的理解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富裕群体并不是只有社会责任的付出,也能从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声誉度,并最终带动经济利益的提升。
可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慈善投资对富裕群体和民间社会都是双赢的,富裕群体可以在投资中获取社会舆论的肯定,为富裕群体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而民间社会更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让寡头式的资源垄断变成分散化的资源分布,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慈善循环系统。
艾明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