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杨先生，被誉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鲁迅”，最近他走了。柏杨先生他走得很从容，活到了８９岁的高龄，他含着微笑，看到了自己所希望看到的（台湾） “民主”时代的到来，不像鲁迅先生，走得那么仓促，仅活了５５岁，尚远没有看到自己所深爱的中国的光明；柏杨先生他走得很平淡，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太多的 遗憾，不像鲁迅先生，走得那么轰动，他的希望失落的激烈的痛苦，激起了社会民众强烈的哀鸣。没有人为柏杨先生的尸体，如同为鲁迅先生，盖上拥有成千上万人 签名的“民族魂”的沉重的旗帜。柏杨先生的灵魂，连同他的骨灰，将撒在绿岛自由的海面，凭他自由地追波逐浪，他走得又是那么潇洒和自由。
柏 杨先生走了，虽然他走得那么从容，那么平淡，那么潇洒和自由，但他的时代，却并没有随着他的逝去而也同样从容地、平淡地、潇洒而自由地离去。八十年代台湾 “鲁迅”的使命尚远不能结束，它还将跨越海峡来到大陆的中国，那里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他们将不能不为了这种“使命”，而继续作出自己更巨大更充分并更深 刻的努力。
柏 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仍然是中华民族继续启蒙的时代，继续觉醒的时代，继续打倒“孔家店”的时代，是促使中华民族逐渐睁开自己的智慧之眼而自由地观看世界 的时代。这个时代从上个世纪（１９１９年）北平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到三十年代上海的鲁迅，再到八十年代台湾的“鲁迅”——柏杨。启蒙的旗帜，觉醒 的旗帜，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促使中华民族逐渐睁开自己的智慧之眼而自由地观看世界的旗帜，还将继续撑下去。这个时代并没有结束，尚远未能结束，“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台 湾的柏杨自称“幸运”，他从一个专制政权下的囚徒终于进化而成了一名民主政权下的公民。２００２年柏杨曾说：“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气的人了。” 的确，比起他的同类，例如死于１９６９年的殷海光先生和死于１９７９年的雷震先生来说，他的确是非常幸运的。他虽然蹲了整整十年国民党专制时代的大狱，却 受到了民主时代国民党新当选总统马英九的尊重和亲临的拜谒。
柏 杨先生因为他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而为大陆的中国人所熟悉。这本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曾引发巨大的“风波”。反对的声浪和赞赏的声音同样巨大，以至出 版了这本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因此而遭到了巨大的压力，乃至严厉的整肃。也正是因此，而让柏杨先生获得了八十年代台湾“鲁迅”的称誉。可见在中国，“鲁迅” 是并不好当的，也是并不好学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外国租界林立的上海出现了鲁迅，八十年代在国民党政权盘踞的台湾也出现了“鲁迅”——柏杨，而在大陆的 中国，鲁迅虽然获得了最高当局的极高的尊崇，被赞誉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 大的革命家”，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再也产生不了新的“鲁迅”，而 且他的学生，以及一切真心想学他的中国人，却绝大多数都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命运悲惨，其中最著名的，例如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等等等。甚至还有消息 说，如果鲁迅有幸长寿，他的命运也决不会比他的学生们更好，或许还可能更惨，这是因为鲁迅的秉赋和性格使然。
鲁迅和被誉为“鲁迅”的柏杨，他们共同的一个特征，即是为疗救中华民族文化的沉疴而大声疾呼、呐喊，他们同都从揭示中国国民性的黑暗面出发，而希望获得对中国文化严重疾病的共同的关注和治疗，以期达到尽快救治的效果，救救孩子，并更希望拥有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在三十年代上海的鲁迅看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纯粹“吃人”的历史，而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则是大量产生阿Q、 孔乙己和祥林嫂等不幸者的文化，为此，他曾痛苦地“彷徨”，拼命地“呐喊”，希望“救救”大量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其不幸的“孩子”。鲁迅的呐喊的确发出了巨 大的警醒的力量，唤起了不少的中国人，投入争取中华民族文化光明未来的战斗。然而鲁迅本人却不幸，他在匆匆离开人世的时候，尚远远未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光 明。在八十年代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看来，“丑陋的中国人”，身上的“丑陋”依旧，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依旧，中国文化如同“酱缸”，而大量的中国 人则如同“酱缸蛆”，他们“一盘散沙”、“不团结”、“不认错”、“赃、乱、吵”、“窝里斗”。等等等等。毕竟柏杨幸运，他虽然曾身陷囹圄，却在从容地离 开人世之前，就已经亲眼看到了台湾光明时代的到来，“沧海桑田日，生死二重天”，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
鲁 迅和柏杨，他们同都是富于思想的作家、杂文家。鲁迅秉持的是“拿来主义”，柏杨主张的是“崇洋，但不媚外”。鲁迅的文风呼天抢地，有凛冽冷峻之势，雷霆万 钧之力。柏杨的文风幽默风趣，嬉笑怒骂于外，赤子之心寓内。然而他们同都旨在“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他们同都把投枪指向了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及其 儒家，他们同都是“打倒孔家店”的健将，虽然，他们并未能从更深刻的哲理上彻底解剖孔子及其儒家们的僵尸，并未能做到永远地把孔子及其儒家钉上中华民族历 史的耻辱柱，但这决不是他们的过错，却应该是我们尚生存着的中国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都是作家、文学家，他们的确已经尽责了、尽力了。
鲁迅的《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柏 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识字的人，都在那 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 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四千年间”，口语有误，应改为“两千多年”；而中国文化的酱缸，即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的酱缸，而现在的大 陆中国又在继续恢复，甚至张扬这个“酱缸”，这是中国文化上十足的倒退。——引者）
从 １９１９年北平的“五四”，到三十年代上海的鲁迅，再到八十年代台湾的“鲁迅”——柏杨，这是中华民族启蒙时代的继续，是中华民族觉醒时代的继续，是打倒 “孔家店”的继续，也是促使中华民族逐渐睁开自己的智慧之眼（自由地观看世界）的时代的继续。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精神的主流。鲁迅被世人誉为中 华民族的“民族魂”，我看柏杨也是，他们不仅是“打倒孔家店”的健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赤子。只有爱至深，才会有恨至切，并责至痛。他们对“孔家店”的 投枪，枪枪见血，为的是疗救中华民族文化的沉疴；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至爱，也同样屡屡见血，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苦恋富含深情。作为一个后来 者，我非常理解他们，且非常敬重他们，并发誓要将他们共同的使命，将他们共同的致力于启蒙、觉醒、打倒“孔家店”、促使中华民族逐渐睁开自己的智慧之眼 （自由地观看世界）的时代更加纵深地推进和发展下去，直到中华民族终于有那么一天，可以让自己，堂而皇之地成为全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最先进的一员，甚至还更 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这一点，我满怀坚定的信念。
对 于那些诅咒鲁迅、柏杨的人们，我想说一声，你们真是冥顽不化、可怜至极的愚人！我记得曾经著名的“演讲家”曲啸先生就曾对柏杨大骂：“民族的败类，白披了 一张中国人的皮。”此公早已作古，他的冥顽不化和可怜至极也跟着他一齐进入了阴曹地府，然而他与柏杨，孰轻孰重，历史自有公评。曲啸先生的狭隘、无知、可 怜、可悲，真应该为当今不少的同类者们所借鉴。
还 有人借柏杨先生逝世之际表达了某种希望柏杨的时代应尽快结束的愿望，似乎还有谢天谢地、幸灾乐祸之慨，而且还更似乎认定，鲁迅、柏杨在中国曾造成了某种 “自卑”、“自虐”的有害的情瘴。把鲁迅、柏杨对中国文化的针砭竟然看作是对下层普通中国人的轻贱、鄙视，而不是对散布有毒文化的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者的严 厉的抨击、仇视，这是一种相当奇怪而又极其有害的盲目民粹（主义）的论调。作者所看到的“自卑”、“自虐”的情绪应该显然是来自今天的某些人格猥琐的作 家、影视剧作家和导演们的作品，而决不是来自有着伟大民族自尊和自奋精神的鲁迅和柏杨先生。我希望作者不要掉进了当今咒鲁、骂鲁、仇鲁、恨鲁、卑鲁的时代 陷阱，这明显是一股反启蒙、反觉醒、反打倒“孔家店”、反促使中华民族逐渐睁开自己的智慧之眼（自由地观看世界）的时代恶潮，一场恶性的文化传染疾病，这 种传染病，甚至连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未能幸免，真是令我悲哀。
应 该看到，柏杨的时代，尚远未能结束。在大陆中国的启蒙、觉醒、打倒“孔家店”、促使睁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眼的历史使命，尚远远未能结束，还依旧任重而道 远。愿我亲爱的同胞，尤其年轻的同胞，我们一起为此作出自己尽可能最大的努力。历史的黑暗即将过去，中华民族的光明就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