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蹲过监狱、服过刑的青年来说，大学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人生之梦，他们所期待的不是大学之门对他们敞开，而是不要全然关闭，哪怕是让他们在微微隙开的大学之门的那边，看到一线未来的光明，他们中也一定会有人奋不顾身地抓住这个机会。
在这个高考的季节，家长们对自己的子女充满了期待，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他们过好高考这一关。有报道说，有家长为了保证孩子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居然下毒杀死小区里那些鸣叫的青蛙。为送子女赶考而请假不去工作，更是一种十分正当的理由。
美国没有这么集中的高考，高中的各门课上有正常的考试，大学招生要求的不是哪一门课的哪一次考试成绩，而是学科平均成绩。至于作为全国统一考试的“学术水平测验考试”(SAT)则一年中有数次，也都是平常的考试，没有严重到需要警察和保安人员为此执行特殊任务的。
由于“高考”在美国不成为一个在某几天“惊动”全社会的“事件”，社会对高考的思考有余暇顾及那些似乎注定要断绝大学念想的特殊青年群体，他们便是被称作“失足青年”的那一群。
前不久美国有媒体以《出狱妇女接受大学教育，展开新生活》为题，介绍了“美国大学之门为失足青年敞开”的一些情况。报道说，缺乏平等的入学和工作机会使得出狱的青年难以重新融入社会。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出狱的妇女最后重返监狱。有鉴于此，一些民间组织专门展开了帮助失足青年进入大学的工作，效果良好。纽约有一个民间组织叫“大学与社区奖学金”，专门帮助出狱妇女学习如何争取接受大学教育，参加学习者重返监狱的比例接近于零。
薇薇安·尼克松是一个受到“大学与社区奖学金”组织帮助的女青年，她因为毒瘾伪造支票和文件而坐牢3年。她的志向是念完法学专业，而进入法学院即便对一般的学生来说也是个令人羡慕的机会。“大学与社区奖学金”项目还帮助其他坐过牢的妇女追求高等教育。这个项目由芭芭拉·玛丁森创立于2000年，她在纽约的贝德福特希尔女子监狱教大学课程。
现在，薇薇安·尼克松已经成为“大学与社区奖学金”的执行主任，也是非洲卫理公会的指定牧师。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其他像她那样曾经失足的青年。她对记者说：“我觉得我少了什么，还有世界少了个什么，那就是一个组织去发掘人们还剩下的希望和梦想，并告诉你想要某些东西是没关系的。”对那些前途迷茫的失足青年，她要说的是，“你不必只能在快餐店工作，在饭店打扫，或清扫纽约市街头。你还是可以有希望和目标，我们会帮助你达成那些希望和目标。”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为现在的270名参与者举行定期聚会，让大家交流人生规划和报告教育进展，其中有许多人攻读研究生课程。有一位叫莎琳娜·富尔福特的，正在念第二个硕士，还想继续念博士。所有参与者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建立新生活，放下曾经坐牢的耻辱，为的是“能够再度相信自己”。
说大学之门为失足青年敞开，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恐怕都是夸张之词。对于那些蹲过监狱、服过刑的青年来说，大学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人生之梦，他们所期待的不是大学之门对他们敞开，而是不要全然关闭，哪怕是让他们在微微隙开的大学之门的那边，看到一线未来的光明，他们中也一定会有人奋不顾身地抓住这个机会。
哲学家罗素说，“大多数人在监狱里不会感到幸福”，他接着又说，人的自我锁闭是“一所最糟糕的监狱，……恐惧、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罗素那里，监狱只是一个比喻，一个概念。对于许多有过监狱经验的人们来说，这未必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因为在监狱里的人极少有不想走出监狱的锁闭的，但走出监狱后，他们发现社会歧视的锁闭其实比监狱更可怕，若无社会帮助，这个锁闭是很难凭自己的力量打破的。
人在监禁中的存在是彻底锁闭的，不只是在空间上，更是在时间上。你要知道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你只需要知道他度过的一天就可以了。时间停滞了，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今天，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大学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对于失足青年，开启这扇门的意义更要珍贵十倍、百倍，大学之门不应对他们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