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研究所教授：厚东洋辅著 朱伟珏译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20世纪社会认识的两大范式——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框架，是20世纪后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另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则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从全球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全球化理论同样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擅长将某一社会的“外部”变量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考察。第二，着重关注西欧圈与非西欧圈合为一体的“地球”，是一个主要用来解释非西欧圈问题的范式。
关键词：后现代化、全球化、东西问题、南北问题。
1.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范式
当前，我们正处于21世纪的开端。我们很想知道21世纪究竟将是怎样的世纪？它将朝着哪一方向前行？答案可以通过与20世纪的比较中获得。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刚刚过去的20世纪呢？笔者认为构建20世纪社会认识的基本范式，以1848年的革命为标志正式确立，经历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发展走向成熟，并伴随着1989年东欧革命的成功而终结。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150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马克思以1848年革命为背景撰写而成，并于同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开头语。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一认识图式确立于19世纪中叶，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所提出，并在1989年的“东欧革命”中失去了有效性。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框架与20世纪的来临一起繁荣，伴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属于20世纪的、有关社会认识的范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曾经是一个反映国内政治斗争的风向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对立图式迅速上升为一个认识世界的基本范式。一战期间，共产主义的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而演变为国际政治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地处欧洲边缘的俄国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成功，同时也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体制性抗争从观念层面迅速上升至现实层面，并开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对立图式进一步上升为划分世界的唯一标准。二战结束后，世界被划分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并建立起“冷战”体制下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一时代由于避免了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决而被称为“冷战”时代，但双方代理人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热战”一天也未曾停止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世界仍处于战争的状态。
在欧洲看来，苏联处于地球的东边，而美国则在西边，所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又可称为“东西问题”。“东西问题”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左右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凡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个人和团体都称为“左翼”，而赞同资本主义的则称为“右翼”。左和右的区分为政治势力的划分提供了标准。
2.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后现代理论的盛行
率先从社会学角度对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主要范式提出异议的是丹尼尔•贝尔。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Bell,1960）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终究要被“科学”所取代。现代社会正处于从意识形态向科学过渡的转折性时期。
另一方面，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类型》（Parsons,1966）等作品中，从“社会系统的进化”出发，提出了体制性差异正在逐步缩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终将趋同的主张。现代社会体系依托其先进的生产力及合理的官僚体制，获得了极高的适应能力。为了同时提高目标实现、整合以及文化模式的维持等其他功能的活动水准，适应功能的提升必须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仅就功能分化的合理系统而言，美国无疑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尽管在程度上落后于美国，却同样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系统”。至此，帕森斯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体制性对立还原为一种现代性程度的差别。
最初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后产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认为，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被克服，所有社会最终都将步入“高度产业社会”。但贝尔却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否定了“后产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人类逐步从以大规模机械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进入以科学、信息和知识为中心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化，使以产品的高效率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社会”逐步淘汰，取而代之出现了以知识与服务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过是前工业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过程中，人们围绕着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产业化策略而展开的斗争。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一对立本身便失去了现实意义。
1960年代，弗朗索瓦•利奥塔将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出现的这一强劲思潮，放入哲学与文化理论的脉络中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在《后现代的条件》（Lyotard,1979）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的到来”。也正是从那时起，原本仅作为建筑领域一个专业术语的“后现代”成了表征现代文化与社会特征的核心概念。
利奥塔认为，在试图通过“自由”与“解放”等“宏大叙事”的断片来把握现代性问题方面，马克思与其对手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如出一辙。尽管根植于以“主体”概念为依据的“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曾得到“现代”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当代无疑是“宏大叙事”的信用丧失殆尽的时代。换言之，如今我们已经从“现代”跨入了此后的时代，即“后现代（现代之后）”。因此在利奥塔那里，无论马克思还是启蒙主义都统统被视为“现代”，并被打上了落后于时代的烙印。
3.现代与后现代
自198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从文化层面延伸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比在所有领域里展开。哈桑的现代与后现代对照表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见表）。
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众多学者将这一变化理解为一种超越“现代”的特有现象，并冠以“后现代”的称号。1980年代是社会学（诸社会科学）领域里，现代对后现代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范式，并成为风靡一时理论的时代。1989年的“东欧革命”以及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成了预示现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
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终将因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而宣告失败，社会主义必将获得胜利。但在实践层面上，社会主义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而另一方面，“东欧革命”也不同于以往任何通过革命实现体制更替的模式。换言之，推动此次革命的动力并非来自“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与武力冲突，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媒体的力量。电视和英特网等通讯手段的成熟，不仅使统治阶层的腐败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也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媒体的曝光和揭露使现行体制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显然，此次民众的反抗不是职业革命家和精英们煽动的结果。不仅如此，人民表达不满的方式也与以往截然不同，不是采取直接行动，而是以移民的方式。此类移民事件又通过国内外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进一步成为推动革命的动力。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认为是最早从资本主义变迁的角度出发的后现代理论。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一种将资本主义变迁作为变动（variation）把握的学说。它主张后工业化=高度信息化不仅克服了以生产手段私有化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传统资本主义，同时也超越了社会主义。东欧革命是标志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终结、现代vs.后现代这一全新范式正式确立的决定性事件。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是一种与现代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社会学领域内与利奥塔持相同立场的除了贝尔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外，还有福柯的古典时期/现代的对比。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强调现代与后现代断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利奥塔和福柯对后现代状况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而贝尔则希望通过重新恢复现代机制来取代后现代。
也有部分学者对后现代是否从真正意义上超越了现代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质疑道：如果后现代的确是一种与现代毫不相干的体制，那么它究竟来自何方？难道后现代不正是建立在现代之上的时代吗？不过，尽管这些学者都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的一种必然归结，但他们对待现代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现代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则着重强调现代的野蛮性。20世纪70、8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展开了围绕着此类现代/后现代的激烈争论。
目前为止，笔者一直用“现代”（modern）来表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但英语中，现代一词经常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例如，人们常用modern communication来表示运用文字的交流，或通过收音机及电影等电子媒介进行的大众传播。在此，modern communication指的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现代（modern）的特征”则通常使用另一个单词——现代性（modernity）来表现。现代性可定义为“诞生于17世纪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并在19和20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被传遍整个世界的一种制度性结构”。
只要留意一下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形态各异的社会，我们便不难得出现代性具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结论。为了用一种共通的普遍性原理或抽象理念来概括形态各异的现代性，人们发明了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譬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源自新教主义的“世俗禁欲主义”是贯穿于整个现代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主义•近代主义）。“现代主义”曾专门用来表示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与艺术思潮，但近年来，其意义发生了改变并广泛运用于不同的领域。
4.现代的进化带来的变化
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现代（modern, modernity, modernism）vs.后现代（postmodern, postmodernity, postmodernism）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框架，成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首先，后现代理论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现代产生于“前现代”，在支配了整整一个时代之后，又逐渐转向了“后现代”。现代就如同生命体，同样遵循诞生→成长→死亡的法则。而且其生存规律取决于现代的内部因素。换言之，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是由现代内部的变化造成的。后现代的出现是现代特有的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必然结果。在这里，现代性变迁被解读为一种由各种内在变量的时间性因果关联产生的连锁反映。
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它将欧美等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内所发生的共同变化加以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理论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他们希望通过对内部社会的考察，来理解自己的过去、展望未来。
既然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变迁图式是一个抽象的框架，那么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超越欧美自身、成为适合于任何国家与地区的范式。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超出图式设计者所设想的范围使用此范式的话，就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一旦我们将这种转换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那么就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发展中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后上实现了后现代不能仅凭理论性演绎（可以精确推断）获得。
这是一个经验范畴的问题，不进行实地考察就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5.从帝国主义到民族自决
那么，对于地处欧美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即非西欧文化圈而言，始于共产党宣言并伴随着东欧革命的成功而宣告终结的现代，究竟曾经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这是一个疾风怒涛般、从殖民到解放的时代。也是饱受西欧列强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而奋起反抗，通过激烈的抗争最终取得独立，这一非西欧社会的历练与成功的故事反复上演的时代。它同时也是帝国主义被民族自决所推翻的时代。
在19世纪后期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除日本等极少数国家保住了独立国地位之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从这一意义上讲，20世纪则是曾经覆盖全球的帝国主义逐渐衰亡的时代，也是作为支配者的西欧圈与被支配者非西欧圈之间展开激烈斗争的年代。
两次的世界大战使西方世界失去了绝对优势。为了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事务，当时美利坚合众国总统W.威尔森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任何社会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在西欧的政治思想传统中，追求独立与自立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对于接受了西方教育的非西欧文化圈知识分子而言，只要殖民统治存在一天，就没有“自由”可言。尽管从理论上讲，可供各民族选择的社会制度不计其数，但20世纪占压倒性优势的依然是西欧模式。因为只有当非西欧圈选择了西方的政治体制时，其非“强制性”自主选择权才会得到广泛认可。可见，推动全球规模西方化的动力不过从原先西欧列强的强制性征服，改变成了由各民族自觉推行的“自发性殖民”。而这可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潜在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将“民族自决”的理念从理论层面推广到了实践领域。以亚洲和非洲为首的世界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展开了独立战争，并以西方政治体制为蓝本建立起崭新的“独立国家”。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时代，西欧作为一种观念也从未遭到过否定。换言之，非西欧圈人民是拿着西方的武器，与西方世界展开殊死搏斗的。
6.南北问题的产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内，任何新生的“独立国家”不管其规模与国力如何，都享有与原宗主国同等的权利。各新生国在国际联合的舞台上，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对西方世界的支配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战后，非西欧圈内获得独立的国家，仿效法国大革命时期成功颠覆旧政体制度的“第三阶级”的称呼，形成了一股堪称“第三世界”的巨大力量。
尽管如此，非西方国家也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取得过和西方国家同等的地位。1960年代被称为“联合国开发的十年”。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此决议希望通过国际援助的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使“第三世界”摆脱经济上落后的地位。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1964年联合国成功举办了“国际贸易开发会议UNCTAD”，来自世界各地的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了一个团体。这个被称为G77的团体此后不断壮大，到83年其成员数上升至132个，世界近80％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一集团。但令人遗憾的是，诸如此类的努力并未使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差距得到任何改善。相反，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工业国之间的深刻对立被作为“南北问题”提起，成为西方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门话题。
“南北问题”不但已成为一个可以左右联合国、挑起民族事端的根本性国际政治问题，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思考。发展中国家（南）的环境破坏和卖淫等社会问题，在“草根”层面上唤起了发达国家民众（北）的强烈情绪，成为民众性激进主义为数不多的阵地之一。
将坐标的横轴“东与西”与纵轴“北与南”结合起来解读各种现象与问题的视角，因其表现手法的常识性而超越了学术范畴，在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世界中发挥出了巨大威力。由于东与西、南与北的问题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所以，利用东西和南北这两个坐标轴，我们便不难勾勒出贯穿于19世纪后期及整个20世纪的“现代”的大致轮廓。
7.依附理论与世界系统论
那么，“南北问题”是怎样生产的？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一问题呢？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寻找南北问题的根源。而从正面切入这一课题并率先给出完整解答的是依附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y）。“依附理论”的倡导者福兰克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低度开发》（A.G. Frank,1967）中，剖析了拉丁美洲无法摆脱不发达状况的原因。他指出，当今世界被划分成经济高度成长的“中心”和经济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的“卫星”两部分。不仅如此，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剥削”关系。中心国向卫星国出口工业产品、卫星国向中心国出口原材料的贸易分工是不折不扣的“剥削”。在此，交换条件的设定毫无平等可言，根本不能算作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之上的“分工”。
在福兰克看来，中心国的繁荣是建筑在对各卫星国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压榨之上的，各卫星国的低度开发状态完全由中心国的剥削所导致。中心国的“成长”和各卫星国的“低度开发”互为前提，形成了一个系统。福兰克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世界仍然以资本主义为前提，那么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所形成的差别性结构就将“永久地被固定下来”。
盛行于50年代后期的“现代化理论”，将第三世界的低度开发归咎于低水平的资本积累、劳动习惯的缺乏和政治体制的不安定等内在因素。而另一方面，依附理论则将此看作完全由国际条件所造成的外部问题。
70年代，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从全球网络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心与卫星之间存在的剥削关系，并提出世界业已形成一个“全球系统”的观点。“全球系统”的本质就在于“中心”与“边缘”之间所形成的差别性结构。在他看来，世界已然不再是一个以国家为单元的复合体，而成了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任何社会和地区的国内经济进程都无法通过孤立的“国家”来理解。因为一国的事务取决于它在世界系统中的位置。
曾经作为一种剖析“东西”问题解剖学的马克思主义，如今则被福兰克和华勒斯坦等人用来揭示“南北”问题。在此，剥削的基础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转换成了先进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且，正如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修正与改革都无法成为社会主义一样，任何社会一旦被置于边缘的位置，即使他们为实现现代化付出再大的努力，“从理论上讲”也不可能步入中心。因为北与南的差异早已上升为“体制”间的对立。
8.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崛起与全球化理论
将南北问题理解为体制间不可调和斗争的世界系统论，确立于70年代。同一时期，也正是经验层面对这一学说提出反正的时代。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崛起（其他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欧的保加利亚等），成为将南北问题看成体制间对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系统论）最为直观的反证。仅仅在数十年前，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还处于边缘（卫星）的位置，但在他们为实现工业化所作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成长为对中心经济优势构成严重威胁的经济实体。可见，依附理论所得出的北与南的差别性结构永远都无法改变的结论似乎过于草率了。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越纯粹化，那么，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改良就变得越发渺茫。因此，迄今为止惟有通过彻底革命才能实现体制间转换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恰恰在此类理论进一步激进化的同时，实践领域里通过政府主导的市场介入等“具体”方法，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实施调控的探索已初显成效。也就是说，在依附理论（以及世界系统论）被学术界推崇为前沿理论的同一时期，也恰恰是现实层面探索如何实现南北转换的时期。
例如，为了说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迅速崛起，部分学者提出了“儒教文化圈”理论，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证明此类解读范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为了同时说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迅速成长与突发危机，80年代出现了“新国际分工理论”和“生产的全球化理论”。这些理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20世纪后期世界贸易的迅速增长之上。
1965年全球贸易总出口额仅为94兆美元，而到1986年猛增了约15倍，上升至1,365兆美元。显然，如此快速的增长速度是无法仅仅依靠北面从南面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将其加工成工业产品后再出口到南面……，这一常识性循环实现的。以往销往世界各地的产品大都由一个国家所生产（通常是北边国家）。但是现在一个产品的零部件却往往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人们按照最合理的条件把产品分解成不同的零部件后，将它们分配到世界各地。然后再将不同国家与地区生产出来的零部件组装成产品。生产系统的整合反映了产品生产的实际状况。产品生产的许多尖端部门从北面转移到了南面，而最先进的信息器材在南面组装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原材料、工业与农业产品、垃圾与废弃物、总之任何东西都产自世界各地，并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在20世纪末叶，“全球经济体系”已不再只是一句空话，而成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客观描述。显然，将亚洲新兴工业体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结合起来思考的理论性建构，在把任何现象都放在全球视野下考察方面，继承了依附理论与世界系统论。
80年代中后期，从全球化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性尝试日趋完善，并最终发展成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理论。著名财经类学术杂志上以全球或全球化为题的论文，1980年仅为50篇，而到1990年则剧增至670篇（小川，1996）。A.阿帕杜雷如此描绘道：正如以“技术风景”和“金融风景”——分别由机械•工厂等高度物质与信息的流动以及货币•股票•商品投机等流动资本的流通所创造——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那样，沟通领域的全球化同样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此，人们尤为关注由信息与映像——由电子通讯器材组成的远距离通讯媒介所生产——创造出来的“媒介风景”。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以经济与沟通领域全球化为基础的、由跨国旅行者、移民、难民、外国劳工所组成的“民族风景”，以及由知识、观念、映像的流动所产生的“思想风景”等各种崭新的风景（Appadurai,1992）。至此，全球化理论正式形成。
9.从现代化到全球化
以80年代为分界，后现代理论逐渐走向衰退，而全球化理论则上升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前沿思想。90年代之后，“全球化”从一个专有名词迅速演变成日常生活的流行语。全球化理论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主张现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可以通过由物质•人•信息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网络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来加以把握。一切事物的意义都取决于其自身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任何社会形态都以中心与边缘分界线的位置变化为基本特征，而非由其内部因素所决定。
查尔斯•梅耶（Maier,1997）指出，东德解体的主要根源在于当其面临1970年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石油危机、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失调等）时，试图通过国有化与中央集权等传统方式来化解危机，最终却因此而失败造成的。在他看来，东德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条件，国内条件不过是一个影响外部环境的次级因素。
全就化理论擅长将某社会的“外部”变量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以此弄清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并揭示这些作用导致的后果。
第二，着重关注西欧圈与非西欧圈合为一体的“地球”。虽然全球化理论是一个主要用于解释非西欧圈问题的范式，但在阐明非西欧圈如何受到同时代西方思想影响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球化理论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意识：西欧圈与非西欧圈是“同时”发生变化的，东方与西方同步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全球化理论大都由西欧圈学者所提出，所以有必要接受非西欧圈经验的直接检验。因为即使这些理论在解释西欧圈问题时再成功，也无法证明其对非西欧圈问题的有效性。因此，检验全球化理论的试金石不在西欧圈，而在非西欧圈。
在注重外部变量在空间脉络中的相互作用以及明确地将非西欧圈纳入考察范围等方面，全球化理论与后现代理论截然不同。1980年代中期，社会发展与流动理论迎来了从“现代化向全球化”范式转换的划时代的历史时期（J.T. Roberts & A. Hite,eds,
2000）。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N.,Hill,s.&Turner,B.S.,eds,2000,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lbrow,M.,1997,The Global Age.
Appadurai,A.,1996,Modernity at Large.
新睦人、1995，『現代社会の理論構造：ポストモダンへの傾斜』恒星社・厚生閣。
Baudrillard,J.,1970,La societe" de consommation.
Bell,D.,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Frank,A.G., 1969,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Giddens,A.,1990,The Concequence of Modernity.
Habermas,J.,1981,Die Moderne als ein unvolllendetes Projekt.
Harvey,D.,1989,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今田高俊，1986，『自己組織性：社会理論の復活』創文社。
厚東洋輔、2006，『モダニティの社会学』ミネルヴァ書房。
李時載、1980，「低開発国と従属理論」（安田・塩原・富永・吉田編『基礎社会学 第4巻 社会構造』東洋経済新報社）
Lyotard,J.F.,1979,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Maier,C.S.,1997,Dissolution.
小川葉子、1996，「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現代社会理論」（梶田孝道編著『国際社会学（第二版）』
Parsons,T., 1971,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園田茂人、1993，「儒教と近代化」（厚東・今田・友枝編『社会理論の新領域』東京大学出版会）
Roberts,J.T.& Hite,A.,2000,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Rosenberg,J.,2000,Follies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Tomlinson,J.,1999,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Wallerstein,I., 1974,The Modern World-System.
作者简介：厚东洋辅，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现为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社会学思想、理论社会学、社会学史。
代表作：《韦伯社会理论研究》、《社会认识与想象力》、《社会理论新领域》、《人间韦伯》、《现代性社会学》、《社会学招待》等等。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