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一种经济上的自信，进而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做，做得比西方更出色，这使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信。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奥运会纯粹是西方的产物，起源于西方，比赛项目和评判标准都是西方设定的，但是中国办了一届不比西方差的奥运会，不仅比赛场馆、后勤保障、志愿者服务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国获得的金牌数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国成为自1920年以来，第四个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第一的国家，前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独联体）和德国，这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跨入世界前列。
成功的“西化”强化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产生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在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上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大量地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体现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且以中国博大精深、历史久远的“和”的思想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文化职责。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度遭到唾弃、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官方和民众如此尊重和表彰，并被视为我们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化”的成功反而促成中国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
二
与今天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以来以“西化”为内容的中国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与失败，都加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和批判，“西化”的不成功带来的是要求进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盘西化”。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连遭挫败，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当时洋务官僚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尚且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进行革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迫使清政府实行了更为激进的新政：废科举、兴西学，预备立宪。直到辛亥革命后，议会民主制的受挫激起了更为激烈的“全盘西化”运动。
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屡屡受挫，造成我们对历史的否定和对传统的诋毁不断升级：从器具诋毁到政体，从政体诋毁到整个文化价值，甚至于诋毁到我们的文字，乃至诋毁到“国民性”本身。1915年前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到了极点，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也进入新高潮。陈独秀在其创办的《新青年》上发文力倡文化的西方化，他断言：儒教与现代生活绝不相容，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奴隶”与“自主”、“保守”与“进步”、“退隐”与“进取”的差异，因此要把儒教彻底打倒。当时，旧学功底深厚的中国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还提出了最激进的“废灭汉文”的主张，钱认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而不便识写，字义含糊文法不精，因此无法表达现代的新事新理，不可能适用于二十世纪，废除汉字后可以用世界语代之。“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胡适更曾撰文指责中国人为“又愚又懒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胡告诫青年，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唯一的出路在自己认错而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由此可见，中国知识界对西化改革受挫的反思，从未针对西学本身进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原因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国民性甚至于中国的人种。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傲立于世界东方，政治上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朝贡体系”，文化上则始终“以夏变夷”。近代在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后，不断地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种古今巨大的落差激起了国人急切的追赶心理，转而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路。但西化之努力连连受挫，国人不由产生了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进而又对传统文化发动了更猛烈的批判，以求脱胎换骨。这构成了从“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的一个主流叙事，其指向是传统文化以及现实政治背后的所谓“封建专制”的阴影。“文革”后的反思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叙事方式，于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为价值导向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进一步内化，其核心叙事是“中劣——西优”，不但要以西方价值作为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最高准则，更要以西方价值作为改造当代中国的标准。
三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发生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已站在一个发展的历史拐点上——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铸就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要求我们重新返回传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进而带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在未来的20年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文化复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遭遇挫折，是否还会再次兴起强劲的反传统浪潮？自由主义的思潮是否会重新成为中国的主流叙事？这样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当前，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顺着讲”，这依然是中国目前较强势的话语，即高举西方的“民主”与“启蒙”的大旗，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遇到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为政治问题，并在其背后寻找所谓三千年封建专制的余毒。第二种是“接着讲”，“接着讲”是冯友兰曾使用过的词，他指的是要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进行反思和扬弃，要分别看到其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尤其是对负面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要正确处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两对主要矛盾：中与外、古与今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要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第三种态度是“对着讲”，这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相对立，反对全面诋毁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反对“全盘西化”，要求大量恢复传统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把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自尊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国自己的需要来规划未来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西方“仰视”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正进入一个中西“平视”，即平等对话的阶段。看来，只有以中国为中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重新确立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才能建立起凝聚民族的价值共识，也才能使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中西、古今两大对立得到和解。
(本文载于《社会观察》200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