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长篇大论的结论往往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种知识分子了。近来有关该话题的书的副标题包括“衰败和濒危物研究”等。实际上，这些辩论的主要内容已经集中在确定衰落或者彻底完蛋的确切日期了。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于有些人来说，开始于三十年代。脾气更坏的作家把日期再往前推一些直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全盛时期或者甚至追溯到苏格拉底的死亡。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悲观论调反映了人们对于笼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具体来说博客的兴起对于思想产品带来的影响的态度。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宣称“我们现在争论的方式受到电视新闻和网络博客的影响，全都是评论和堕落的内容。你再也找不到比博客更愤怒的感情，比博客更不可思议的夸张了。”大卫·弗拉姆（David Frum）抱怨说“博客空间采取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标准、规模和现实，其中的矛盾和恩怨斗争让人惊心动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哀叹说"五十年代的人常常热烈地辩论知识分子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但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那样的权威人物已经被撰写博客文化产品的大众所代替。”
但是这些批评家没有能指出博客和其他形式的网络写作的增长到底如何部分地扭转了许多文化批评家一直在责难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东西。其实，博客空间的增长打破了，至少削弱了学术界存在的专业化壁垒。
大部分哀叹公共知识分子死亡的人其实受到了认知偏见和来自从历史到现在的编年史中的模糊概念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次要的思想光亮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保留下来的只有经典。即使在回顾从前的思想大师时，当今的公共评论家也更容易粉饰过去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于集中讨论其最风光的时刻。现在回顾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可能发现它是错误的，但是它并不比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错误更多。
雅各比一再向批评他一九八七年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那些人提出挑战,让他们举出那些在1940年后出生的能够和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字。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在期刊杂志上撰写关于思想、文化、社会等严肃问题同时又明白易懂的文章的专职作家或和编辑包括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芭芭拉·埃伦里希（Barbara Ehrenreich）、马尔科姆·格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尽管他们的地位逊色一些。不在大学工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保罗·伯曼（Paul Berman）、德布拉·迪克尔森（Debra Dickerson）、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大卫·瑞夫（David Rieff）、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等仍然存在。过去三十年大量出现的思想库已经产生了很多领干薪的研究员比如像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等。美国科学院里有很多对于卷入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 ，但是也包括了诸如埃里克·奥特曼（Eric Alterman）、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泰勒·科文（Tyler Cowen）、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雅各比·海克（Jacob Hacker）、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马克·里拉（Mark Lilla）、帕特里夏·内尔森·里默利克（Patricia Nelson Limerick）、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斯蒂芬·品克（Steven Pinker）、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凯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等人。读者可能非常容易争论上述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大部分文化评论家可能同意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应该在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而且，这不过是浅尝辄止而已。
当然，当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和许多人称道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一代知识分子有重大的差异。如今越来越多公共知识分子拥有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的背景。在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倍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社会科学家比人文科学家多一倍。在《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排名（译者注：关于2008年名单，请参阅《学术中国》上的文章“葛兰是如何夺冠的？”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65 ）中，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数目大大超过了艺术家和小说家的数目，其比例是4：1。经济学已经取代了文学批评成为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方法论”。
这个特别的事实或许解释了文学界强烈的观念，即公共知识分子死了或者已经濒临死亡。比如，《纽约时报书评》编辑巴里·吉文（Barry Gewen）最近指出人们需要以纽约知识分子作为思考现在状况的标准: “笼统地说，他们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坚定追求思想生活以及它对整个社会影响的人。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是自由流动的，不附着在任何具体学科上的通才，他们对看到的任何事情发表言论（虽然对于纽约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领域是文学和政治的结合）。”
但是，让纽约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是他们从文学批评开始，然后转向社会分析领域。当社会科学家泰勒·科文或者理查德·波斯纳准备回到这个途径的时候，人们把他们看作野心家或者方法论上的帝国主义者。这里的问题不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纯粹的数学盲让经济学家的公共写作看起来神秘莫测，像天书一样。
显然，比社会科学家更糟糕的是那些开博客的社会科学家。正如布鲁克斯、弗拉姆、沃尔夫已经指出的，博客是发泄尖酸刻薄的话和鸡毛蒜皮的言论的出口。雅各比还关心这个出口的内容和规模: “博客或许更像带有麦克风的私人杂志而不是为公共生活的理性讨论做贡献。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几乎一个世纪前的担忧‘群众的造反’需要进一步认识。现在的作家被颠覆了，如今人人都是博客作家，但是读者在哪里呢？
但是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表现出和更大的衰落主题一样的缺陷。对于博客上的尖酸刻薄话语的担忧实际上是把内容和形式混淆起来了。所有的媒体形式都能产生让人讨厌的、看后即扔的、或者精神错乱的东西。作为普遍原则，每当创立了新的媒体形式后，很快就会出现下流低俗的内容。但是糟糕的内容并不会危害产生这个内容的形式。这就像说皮条客（Hustler）并不能玷污《哈波斯》杂志作为发表文章的适当场所的声誉一样。
同样的，雅各比担心博客中学问和细微末节的混合似乎也没有根据。如果撰写明星传略并不让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在《名利场》上的文章遭受损害，我们有理由相信尖酸刻薄的博客帖子并不能抢去严肃思想的帖子的生意。雅各比早在2000年就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写到“思想家和作家既可以探讨严肃的思想，同时又能明白易懂，虽不一定同时存在，但过了一段时间是可能的。"
雅各比最初的担心是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视野中消失，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和墨守成规。博客的发展在几个方面扭转了这些趋势。博客方便了非学术界知识分子的新阶级的兴起。撰写有影响的博客为那些渴望成为作家的人提供了在大众杂志工作的跳板。国家的主要大众杂志和期刊要么资助私人博客作家，要么开办自己单位的博客。
对于渴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界人士来说，博客让网络开发出跨越学术界学科界限和等级差异的结构限制。只要一个人能够写没有专业术语的文章，博客就能吸引各行各业的读者，包括最重要的是象牙塔之外的人 (博客空间的交通和联系的分配是被高度扭曲了的, 教授和杂志作家占了最受欢迎的博客作家的很大比例)。实际上，因为博客形式本身的非正式性和容易接近的特征，公众倾向于把在网络上遭遇的教授博客看作比面对面交流更容易接近。增加了这些教授们本来可能不一定遭遇到的个人的关于文化，批评，政治观点的有成效交流的可能性。而且作为长期写博客的人，我能证实这种交流让人能够遭遇和表达不适合于更加专业化学术期刊的观点。博客充当了思想渔网的功能，帮你抓住和保存值得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展开的观点的萌芽。
但是，博客作家最有用的功能体现在他们参与到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质量控制的时候。波斯纳相信公共知识分子在衰落是因为没有市场纪律来清除质量低劣的家伙。他认为，即使公共知识分子质量低劣，平民大众对之冷漠和不屑，也无可奈何。但是博客作家改变了这个动力学。如果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写出不够水准的文章，博客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批评性的反馈意见。
当然，博客帮助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局限性。我们不清楚有多少教授愿意拥抱这个技术。学术界的博客政治也可能是个问题，尤其是对于专注于获得教授职称的年轻学者来说。另一个产生的问题是专业化已经进入到博客空间里。最受欢迎的博客作家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拿工资的博客，出现了欧文·豪威（Irving Howe）所说的著名博客作家间形成“紧密团结的士兵方阵”（phalanx of solidarity），这可能阻碍公共辩论的发展。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诸神的黄昏”的到来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在他的文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中，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哀叹说“在知识分子和由他人拥有和操纵的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他潜在的公共立场之间的差异。”博客空间不能消除这些结构，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迷人的替代品。正如希瓦·维迪亚那桑（Siva Vaidhyanathan）最近得出的结论“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了，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网络。”
作者简介：
丹尼尔·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是塔夫斯（Tufts）大学佛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教授。著有《所有政治都是全球性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译自：“Public Intellectual 2.0” Daniel W. Drezner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pz5vytl74z0w1fsm68mg75hds44krj7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