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克服的粮食危机再度袭击全球。2005—2007年，国际粮价暴涨了一倍多。进入2008年以后，国际粮价继续攀升，涨势更为迅猛。据世界银行4月9日发布的报告称，从1月份至3月份，美国出口小麦价格从每吨375美元，上涨至440美元，泰国出口大米价格也从每吨356美元，上涨至562美元。3月份，国际小麦价格一度达到19年来最高点，国际大米价格达到28年来的最高点。
世界银行估计，此次全球粮价上涨将致使世界新增1亿的贫困人口。塞内加尔、苏丹、尼加拉瓜等40多个贫穷国家相继陷入粮食困境。索马里甚至已经举国饥饿。粮食涨价同时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印尼、墨西哥、埃及和菲律宾等国的国民相继上街示威游行抗议粮价飞涨，海地总理因粮食问题黯然下台。发达国家虽未因粮食涨价而陷入饥饿困境，但美国、西欧和日本，也相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粮食危机。而因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样使这些国家的国民深受其害。粮食危机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步入全球风险时代。
“风险”和“风险社会”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用于阐释和理解现代社会的概念，由德国当代社会学家贝克提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由科技引发的风险，已经深刻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吉登斯也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由“人为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社会。他指出，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不同风险，即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外部风险来自外部世界，是一种由于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人为风险则是现代科技和制度所引发的风险，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外部风险贯穿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人为风险则发生在最近，社会进入高度现代化之后。在这一时期，风险主要指涉一种“人为的不确定性”，是人类试图控制，或试图使风险最小化的科学和政治行为的结果。
此次全球粮食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人为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07年11月发布的《国际粮食形势及其展望》中，将此次粮价飙升的原因归结为三点：（1）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持续上升；（2）生物燃料产业的兴起；（3）地球温暖化带来的气候环境的变异。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因素：（1）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2）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3）心理预期造成的上涨。由此可见，当前这场粮食危机完全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全球粮价的大幅上扬，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原油涨价带来的经济风险，以及为了控制因传统能源消耗造成的环境风险，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制替代能源，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所导致的。
粮食危机涉及各种不同种类的风险。贝克把全球性风险概括为三类，即经济风险、地球生态与环境风险、国际政治风险。粮食危机可以视为以上三种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失衡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粮食危机蕴含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风险的责任问题；二、风险的分配问题。首先是风险的责任问题。风险的责任涉及灾难由谁引起，谁该对此承担责任等问题，是风险社会政治学的核心要素。贝克指出，作为政治议题的风险，体现于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中。定义关系是一个与马克思生产关系平行的概念，指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则、制度和对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然而，正如英国学者帕特森所言，目前对风险社会的定义陷入了困境。“当威胁和危险变得更为紧迫时，我们却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即我们越发不能借助于科学的、合法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归因和补偿”。借用贝克的话说，就是风险社会在对待责任问题上，普遍采取了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态度。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指人们在面对风险责任时，往往只探究其原因，却不涉及如何控制和补偿。
此次全球粮食危机，正是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最好例证。自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尤其是生物燃料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今年6月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峰会上，强烈反对以农作物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他尖锐地指出，发达国家支持生物燃料产业，“等同于挪用了供人类消费的1亿吨谷物”。迪乌夫具体对美国的农业和能源政策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美国制定的促进生物燃料发展的相关政策，将本已短缺的粮食转变成燃料去“满足车辆的奢欲”。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政府竟然耗费巨资补贴生物燃料的开发，将大量本该供人类食用的谷类用于生产汽车燃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称，生物燃料是推动近两年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一轮的粮价飙升，15%至30%的涨幅是由生物燃料需求扩大造成的。
面对指责，美国农业部长谢弗竭力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辩解道，因生物燃料造成的粮价上涨不超过3%，而生物燃料正是解决当前油价持续上涨的有效手段。谢弗的发言反映了美国的一贯立场。早在今年4月，布什总统就不顾世界各国反对，宣布将继续提高乙醇产量。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布什在为自己辩解时，同样援用了风险概念。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的生物燃料政策是基于对国家能源安全和油价高涨的考虑。在回答记者有关能源安全与世界饥饿之间的矛盾的提问时，布什表示，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将会刺激投资流向乙醇等生物燃料的生产，用于替代石油。而且“从国家利益考虑，我们应该让农民生产能源，而不是从世界上不稳定或者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购买能源”。
布什的发言意在表明，生物能源政策既是出于国家能源安全的考量，又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选择。这一辩解和布什政府当初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而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当年布什同样从国家利益和经济风险的角度，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他说，如果美国遵守《京都议定书》里面的条款，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个人失业、物价上涨。因此“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最终，布什政府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退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多边政策。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帕特森指责美国政府“打着理性主义的幌子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其目的是为了“掩盖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实质，推卸自身应该负担的责任”。帕特森的批评同样适用于美国政府当前的立场和态度。当全球面临深刻的粮食危机时，美国政府却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执意推行和扩大生物燃料产业。能源安全和理性主义不过是布什政府为自己的新能源政策开脱，推卸由此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责任的托辞而已。在此，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暴露无遗。
其次，是风险的分配问题。贝克指出，风险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分配模式。在工业社会，冲突主要来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冲突是围绕着共同生产的蛋糕如何分配爆发的。在此，贫富界限分明。而风险社会的冲突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在风险社会里，尽管旧的冲突并未消失，但风险冲突借助文明的推动力变得普遍化即全球化。风险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工业社会的等级式阶级逻辑被打乱，随着风险的不断扩大，将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趋势。风险有朝一日会落到那些始作俑者的身上。大肆制造风险的人迟早会自食其果。总之，在贝克看来，“贫困是分等级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
然而，尽管有学者认为贝克的自食其果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各种类型的全球风险，但此次全球粮食危机无疑显露出贝克理论的局限性。粮食危机表明，风险对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影响完全不同。危害和贫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国家和阶级之间形成了不平等分布。在粮食危机的场合，收入的多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比直接影响了受损害程度。目前，世界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加大。《世界银行报告（2005年）》显示，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5%，收入却占世界总收入的80%。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穷人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国民的食品支出却很低，如美国国民的食品开支仅占其收入的13%。因此，尽管粮价飞涨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受到的损害微乎其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而言，粮食危机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可见，风险和灾难不仅具有等级性，而且风险仍然是按照贫困的等级来分配的。面对粮食危机这一巨大灾难，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处境更为艰难。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承受了最为残酷的打击。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的粮食危机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也是穷人的风险。
在此，引发了我们对社会公正性的思考，即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受发达国家所强加的风险。此次全球粮食危机，受灾最深重的莫过于非洲大陆。非洲国家长期以来饱受贫困和饥饿的折磨。然而，正是这个饥饿的非洲，却是发达国家巨大的食物储备基地。非洲一半以上的耕地并非用来耕种自身所需要的粮食，而是种植出口的热带作物和农产品原料。以塞内加尔为例，其2/3的耕地用于种植本国很少消费的花生。这些土地遍布于灌溉条件较好的塞内加尔河流域。而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如木薯、番薯、玉米、旱稻等却只能在灌溉条件较差的边缘地区勉强维持生产。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塞内加尔国内粮食的严重短缺。目前，塞内加尔每年所消耗的粮食中，有80%依赖于进口。可以想见，国际粮价的飙升，对非洲大陆造成的打击会有多么沉重。
社会公正是确保持久、彻底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一个必需且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为此，发达国家应该避免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负担，改变把丰裕建立在剥夺贫穷国家资源（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源）之上的政策。具体到粮食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应该站在全球的角度上，承担作为地球一员的责任，重新审视目前的生物能源政策，改变汽车与人争粮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