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但从新闻中看到，似乎有一个节目，大连养牛大户刘仁喜和黑龙江种粮高手马广福与两位歌星飙歌。两位农民的演唱效果似乎不逊于两位专业歌手，获得观众最多掌声。这让人不由感叹：几十年的城乡分割制度，城市文明的损失也许不小于乡村。
关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建立起来、由一整套法律、政策所维系的城乡分割制度，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农民遭遇的不公平。确实，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拖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损害了那些本应享有城市文明的农民的权益。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乃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大问题。今日为拯救经济启动内需而将目光转向农民，但城乡分割制度的恶果之一就是农民没有能力消费。
然而，一项制度如果是不公正的，它除了损害那些刻意安排的牺牲者之权益外，最终也会损害设计者刻意保护的群体的权益。城乡分割制度也使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呈现出畸形，城市民众因而丧失了很多福利，比如城市房屋价格畸高，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城市民众由此无法享受乡村文明的诸多果实。
有心人或许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20世纪美国兴起的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无一不是渊源于乡村。“乡村音乐”自不用说，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音乐样式———blues，也可说明问题。上个世纪初，很多音乐人，前年还在棉花地里吹口琴，去年乘坐火车到芝加哥在酒馆里表演，今年又出版唱片，走红全美，成长为巨星。他们从乡村带来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又影响了诸多音乐样式。而所谓黑人灵歌、雷鬼等等，似乎也都渊源于乡村。
在这里，城市、乡村的音乐———广而言之可以说是文明———双向自由流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格局。就事物的性质而言，也许是因为接触土地，接近神灵，在乡村，生命的直接流露就凝聚而成为原创的文明。当然，这种文明是粗糙的，但它可以给城市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在城市，这些原生态的文化样式会被精细化、雅致化，由此而普遍化为国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它将回流乡村，使乡村的文明城市化，创造出新的样式。
回头再看中国，有过类似的故事。电影《梅兰芳》中那个看起来相当暧昧的角色———邱如白，原型是齐如山先生。齐先生是河北高阳人，高阳曾经是北方昆曲的一个中心。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高阳有田地，他的府里办有两个昆曲戏班，招收的艺徒多为高阳境内自己田庄人家的子弟。王府戏班解散，艺人们回到老家高阳，昆山腔才与地方语言、曲调结合，形成了北方昆曲。据齐先生说，当地几个村庄，学戏者很多，经常演戏，以至于村里的狗叫，都有高腔味儿。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上世纪50年代建院之初的不少名角儿，系出自高阳。
这故事今日听来如天方夜谭。自5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的法律、政策壁垒高高筑就，农民的昆曲唱得再好，因法律限制也无法进城演出，只能在乡村里低水平地循环。而乡村是无法支持高水平之演出的，于是，乡村的戏曲日益粗鄙化，甚至最终消亡。高阳的昆曲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反过来，城里人只能听政府养活的剧院的演出，因为缺乏乡村艺人的竞争，因为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这些剧院的艺人的技艺日益退化。
不论古今中西，城市文明只要与乡村脱离，都会倾向孱弱、败坏。有朋友在一个京剧论坛上，用“中怯”一词形容当代舞台上所见的京剧演出之基本特征。这似乎也是当下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唱歌、唱戏的艺人们缺乏最基本的本钱：嗓子。他们普遍声音微弱，有气无力，矫揉造作，离开麦克风唱不了歌或戏。这并不奇怪，与乡村隔绝的城市的文明，必然是退化的。
自然，在田间地头，人们依然可以听到很多雄浑的嗓子，有令人兴奋的音乐。但在城乡隔绝制度下，音乐市场也是分割的，这些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士无法组织民间班社进入城市，因而没有渠道提振城市音乐的精、气、神。
可以说，在城乡隔绝的制度安排下，文明无法在城乡文明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城市、乡村都陷入文明的贫瘠状态。一方面，乡村文化缺乏城市文明的滋润，趋向于枯萎、粗鄙；另一方面，城市文明缺乏乡村文明的补给，趋向于孱弱、造作。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广阔的乡村本来是他人应当羡慕的，是文明具有生命力、创造力的优越条件。不合理的制度却使得现代文明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完全隔绝的城市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样的城市也根本没有带动乡村文明演进的能力。因此，为中华文明之长远前景计，也该立刻彻底废除城乡分割的法律、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