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甫始，国家给全国知识分子送了一份“大礼”——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出台并开始试点。用“举国哗然”形容这一“改革”也许有点过，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其激烈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过了30年的稍微安稳一点的日子后，又重返其宿命旧途。老九又臭了。
事业单位大多是凭依知识、技能来发挥社会功能的机构，自然也是知识分子最集中、最多的机构。现代化的社会，就是知识发挥社会进步主导力量的社会，因此，也必然是“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愈益增加的社会，知识分子也逐渐成为一个其特征日益鲜明的社会群体。从中国而言，这个群体既有传统的“士”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特色，又开始了以知识技能为职业、知识救国或强国、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同时专业精神日益强化的过程。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好。新中国建立后，开始了反智亦即反知的时代。在前二十八年所有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要么直接就是运动的目标(如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评《红楼梦》、反胡风、反右)，要么就是这些运动一般都从知识界开始、以知识分子祭刀的(如文革)。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当时的领袖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群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盟军，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被形象地称为“臭老九”，也就是在革命敌人的阵营中，排位第九(这个排位是这样的：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知识分子)。虽然当时国家的某些领导人试图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是周总理和陈毅先生的原话，即他们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但毫无结果。毛泽东基本上是用农民和游民意识本能地厌恶知识分子的，因此他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压制毫不留情。在当时，不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极低，而且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我当建筑工人时，我的指导员(那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工程队叫连)曾经对我说，他曾经有机会去文教单位工作，嫌工资低而未去。
对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就连高层也对这一后果不安。在文革后期，二次上台的邓小平先生就已经呼吁“老九不能走”(这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当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新的罪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猛批。文革结束后，在全社会的拨乱反正中，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社会兴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说要为科技教育事业当好“后勤部长”。在他的主导下，高考恢复了，专业人才归队了，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重奖科技成果和知识分子了，干部提拔加入了知识化的标准了，等等。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开始了焕然一新的时代。
当然，在以改革开放为标识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总体健康化的同时，也未必没有种种阴影。比如，国家由于财力的原因，长期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应有的物质待遇，从而形成“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所谓脑体倒挂的分配现象，又如在政治上开展了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中的异己力量；同时，在变形的市场化改革中，出于政治需要，统治者开始了对少数知识分子的收买。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这次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改革的打击。这一举动，标志着执政集团又一次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分手。它不仅仅是中共执政后前28年对“老九”的政治态度的复归，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根本上说，这一举动是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执政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出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个举动，尽管它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人们可能很奇怪，这一“改革”是如此不理性与不合时宜：它既不符合所有改革都不触动改革目标人群多数人刚性福利的原则(它将3000多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网打尽)，也不符合中共近年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特别关注民生怎么能降低养老待遇)；既不适应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保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扩大内需当然需要支付能力以及良好的收入预期)，也不符合中国财政收入连年来超常规增长的大好形势(2008年预算内已经达到6万亿)。它也不合法：从程序上说，一个深刻影响3000万人切身利益的决策，既不征求社会意见，也不听证，更不经过立法机关审查通过，而仅仅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定案；从实体上说，它的内容已经违反了诸如《教育法》的有关条款(这个法律规定教师的收入不得低于公务员)。
虽然有这些置疑，但事实是，这个方案确实是出台了，试点了。
从社会公平来解释这一举措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改变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城乡差距和原国企职工养老金偏低的状况，在于提高原国企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并适当提高农民的社会养老水平，而不是将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拉低向原国企职工看齐。农民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即其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因此其养老问题不宜也不能由国家完全包下来，因此与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与后者有某种可比性的是原国企职工，他们的养老状况确实存在着相当的不公平，而这正是当年所谓改革的失误造成的。而沿袭了企业改革 “为政府卸包袱”思路的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之所以延宕了十数年不能了出台，正是因为它的正当性不足，本来夭折也罢。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一个高等院校的退休教授，现在每月的收入大概在3000元，多乎哉？不多也。
唯一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昏招”的理由是，中国财政收入难以支撑事业单位人员养老支出。也许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任何剥夺都是因为利益。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说中国6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支撑不了1000亿元的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是一个笑话。如果不是笑话，那岂不是证明党和政府时时大张旗鼓宣传的经济发展成绩是虚假的，中国经济也是极其脆弱的？既然日子如此紧张，为什么还要财大气粗、花几千亿办奥运？究竟是半个月的运动游戏重要，还是3000万人的养老金重要？
如果不是笑话，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国政府入不敷出，那证明的是这个政府花钱花昏了头。最令人不解的是庞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和三公消费。2005年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费高达10378.44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6.49%。而同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为8953.36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为22.86%。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行政管理费都是最高的。其他国家这项费用没有超出财政支出10%的。而社会保障资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财政支出的50%以上。可以看出，正是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占用了中国政府本该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
如果财政真的紧张，压缩的不应当是事业单位3000万人的养老钱，而应当是党政机关的庞大行管管理费用和三公消费。仅以后者而言，号称每年1万亿元，稍微节约一点，不就省出1000亿？
执政集团面向事业单位人员杀去的这一刀，可以用“悍然”来形容。那就是它宁可压缩3000万人的养老钱，也不愿压缩自己的灰色收入和吃喝玩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暴露了执政官僚集团极端的自利性，它的丑陋与恶劣。
这一“改革”将在全社会引起极其恶劣的后果。它严重打击了现代社会的根本价值，让我们回到那个愚昧黑暗的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再次变成一句空话，知识分子不再吃香，事业单位将更加缺少吸引力，知识的唯一价值在于学而优则仕，全社会由过去的官本位，蜕变为官独贵。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执政集团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由于前者把后者推到政治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将更加与当政者离心离德，分道扬镳。过去工人被“和谐”了，农民被“和谐”了，今天轮到了知识分子。现在，只有军队和警察大概还是执政集团的同盟者。杨恒均先生说中国春晚可以看出中国好像是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其实也并不错。
这件事，对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教训。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抛弃，关键在于这个群体始终没有取得应有的独立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其专业和业务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扬眉吐气外，大多数人恐怕也不过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发挥着社会良心的功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犬儒化。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主要是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与腐蚀：政治权力既用赤裸裸的利益来收买某些学者使其无良，又用产业化来腐蚀所有事业单位人员的职业操行使其无德，还用行政化、衙门化、标准化来改造事业单位使其无力，终于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改造成为目前这副可怜、可鄙的模样。但是知识分子自己自甘沉沦、自愿趋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想想那些在现下还在为权贵集团摇唇鼓舌、否定普世价值的学者们吧！现在他们被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被主人打入另册的。可怜者必有可恨之处，被救者首先要自救。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自救，又怎么能指望执政集团和全社会对你有基本的尊重？如果这一“改革”能够多少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提振其志气，那也算是坏事变成好事。
这一事件，对事业单位内部的生态环境也将产生恶劣的影响。今后，这些单位的知识分子将更加分化，少数掌握行政资源的知识分子将更加向政治权力靠拢，并与执政者合流。所谓“年金制”的实行，也会加大不同事业单位之间的分配差距，同时加大事业单位内部不合理的分配结构。现有的国企分配制度畸形的两极分化将会再现于事业单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自利和短期行为将弥漫于一切事业单位，从而使这些本来应以人文与理性为导向的单位变得更加面目全非。
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当年说过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办坏事。光看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有什么用？若干年后，如果还有如季羡林这样的大家，还有如温总理这样的好官，后者去探望前者，而前者向后者报怨“京城米贵，养老金少，居大不易”，后者何言作答？人民不需要领导者的眼泪，人民需要对政府的决定与制约。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将政府关进笼子，政治权力执掌集团的兽性就会凶残到什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