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客读到王冉先生对社会风气的感叹：“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民间，普遍匮乏一种与人为善的文化。恰恰相反，在太多的时候，在太多的地方，有太多的国人似乎更习惯‘与人为恶’。”我在网页写“博客”，还不到两个月，看到读者的回应，有一些心会神领，却要言不烦。例如我写“四无”，他回应说：“我记住了！”由于短文只是写原句，我感到这个有心人，可能还想多一点了解它的真义和相关的人生意义，我会为他诠释一下，来报答他的支持。我也了解许多“沉默的大众”，他们的阅读代表了什么。还有许多为我辩护的读者盛情，支持着我写下去。由此，在中国推行和谐社会的时候，以中国文化的深厚，“习惯以人为恶”的风气，就有希望纠正过来！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文学作品，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中国人的作品和作者是自我主观的抒发，李白就是李白，杜甫就是杜甫，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作品和其心灵、理想、性格、感受和经历是一致的。其他的作品也是一样，所谓“书生本色”。西方的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对爱情坚贞的歌颂。但真实的人生是：“你相信爱情，等于相信一支蜡烛可以燃点你的一生。”他只有一句遗嘱：“不准太太来看我！”德国的哥德，对少妇的痴恋，穿着礼服为她跳海的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但真实的人生是：他活到八十以上，到老还有许多女朋友。美国的海明威，许多作品，都强调坚强的意志和充满希望的人生，《老人与海》是其中最能表现这一个观点，还因此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真实的人生，他是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在说明文学作品是客观的陈述，和他真实的人生观是没有关连的。我写了五十年文章，因为相信作品已经代表我的一切，何须自我介绍？我认为：一切作品，时间是最后的裁判者，人为的宣传和“文坛登龙术”，在历史的沉淀中，真实艺术的评价自会浮起。杜甫说得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象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德国当时人手一本，现在谁还记得有这一本书！作家一定要抵得寂寞。但为我上网的友人说，这里的风气还是看作者一些资历，这里有千万人上网，不写一些经历，谁会注意到，你这样年纪不是白写吗？以免他失望，就只可从俗了。也只写了一些简单的履历。但有些读者就大骂不谦卑、吹牛。其实，我和一些名人有些关连的我都不写上了。例如，我做学生时代担任过全国（台湾）国民党大专党员夏令“临时知识青年党部”主任委员（主任倪文亚），结业时，总裁蒋老先生莅会，我在他的座前，代表受训党员致词。首届青年团的“岁寒三友会”，是全国学生社团干部的受训，那时我担任总编辑，蒋经国开幕时演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担任他的记录。如果言论集有这一篇，就是我做的记录。会后还和他合照。到我立法委员任满，蒋的儿子章孝严（当时姓氏，时任侨委会委员长）把我引入行政系统而派驻香港。属驻外主管官员，有总统任令。我曾向章委员长说，如果万安（章的幼子名字）将来结婚生子，我就认识你五代了！只要我还未死，你通知我来参加满月我一定来。马英九首任台北市长，我担任市长顾问。我还写十个职衔都可以，但又何必？人生都像浮云，何况已成过去的职衔，看淡了一个钱都不值，还值得吹牛吗？
台独人要“去中国化”，自会从“去蒋化”做起，陈水扁任内把能拆得的蒋老先生铜像都拆了，这些铜像过去存放在宪兵总部，现在送去朱立伦县长治下的县份。大小的铜像有军队一连编制的人数，称作“总统连”，蒋老先生这个领导抗日的伟人，竟如此在身后受到这等屈辱。我记得在结业的餐叙（时为一九六一年），台湾还在“克难时期”。我以“临时知识青年党部”主委的身份，同桌敬陪末座，老人吃的是稀饭，两三小碟豆腐、青菜、腐乳之类，比学生党员更克难。我在“博客”写了一篇《从国库运到台湾的黄金有多少？》用意让台独分子和受影响的台湾人士知道，中国其他省份骂蒋还有些理由，因为他负掉了大陆的责任，（蒋老先生不止一次自责）；唯有台湾人士没有骂蒋的道理，运黄金就是稳定台币，没有稳定的财政，经济能发展吗？有些读者指责这些运来的黄金，早已作了军费、军饷。即使如此，难道稳定军心对稳定台湾当时局势没有贡献吗？我公布的数据和财政部登报的证据能否认？就是稳定台币而出的公告，能否认？说我诋毁蒋老先生，不是本末倒置吗？又说我不为长者讳。“春秋责备贤者”你读过吗？我不是写家谱，是写历史，写史就应写真实，这是蒋先生自己一再自责掉了大陆和同胞。这是他停厝“慈湖”而不“入土为安”的主要原因。在国共内战中，前线失利，国库的黄金当然要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蒋老先生何尝想到两岸相峙了数十年呢？又何尝有存心令大陆同胞受苦之一念？整篇文章之落点在：台独对不起蒋先生，也对不起大陆同胞。台独分子以至“党同伐异”的大陆愤青骂我是有目的的。如果国民党人也骂我，既看不懂文章，又进一步“党同伐同”了！你还是多读一些书吧！
在先后的“博客”中，提到陈寅恪的被迫害、张艺谋和李安的比较、假药的经验，那怕是有根据的意见。连学术性的中文简繁体的善意探讨都被人身攻击。文明社会是这样吗？有些同一句或一段的人身辱骂，不只骂一次，多至七、八次，这不是“与人为恶”吗？台湾印假人民币、味全的奶粉，如果有证据当然要谴责。而且法律不会放过。陈水扁也逃不过惩罪，何况不肖的黑道或商人。我写文章，保证不靠臆测，也不会护短，你读一下我对李登辉、陈水扁的批评，远远比对内地凌厉多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初阶”嘛！民主学步嘛！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苛责嘛！那里会“大陆出事，台湾兴奋”呢？哀之不遑，兴由何来？何况我还不能代表台湾，只是个退休的老华侨！一点不假，我生于侨乡开平，长于侨乡十五年，我是个农家子弟，终身不改本色。然后到香港，我只是在“台大”受大学教育四年，便到加留学（1962年）直到现在。期间回去担任台湾公职也不过五年（至1995年）。便又回到加拿大。愤青把我列入台湾人不如把我列入老华侨更恰当。
诚然，假药假货和不法之人，任何地方，有人的社会就存在，我们不是住在天堂，每个社会都不能避免。所以我们有规范社会不法者的法律。因此，绝不能因为其他地方、国家都有，就不应揭露或谴责一个特别泛滥成风的社会。因为不能杜绝和泛滥成风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不能杜绝是人性共同的弱点存在，但社会规范或法律没有失效，虽未杜绝但控制到至小。后者不同，因为社会规范、法律失效才泛滥成风，所以我们要揭露和谴责。能懂这道理吗？
在大陆拥有众多读者的杨恒均先生“博客”的文风温和，常将海外所见的民情、制度和领略的心得，娓娓道来，像细水长流。照理应无异议和受到爱戴，但这个操词得体的作家，也还有读者口发恶声。真的是社会的“与人为恶”的风气吗。同样，台湾拥有众多观众和读者的赵少康，讲的写的都是批评台湾的事，查证充足，我也浏览了读者回应，也要挨骂，河水犯井水了。但我没有听到或读到他的申辩。看来我多此一举了，下不为例就是。“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