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画展上，笔者与一位台湾作家谈起中国历史人物，结果两人崇拜的偶像竟然都是苏东坡。
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农业技术，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正当我得意之际，这位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沉思良久：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中国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尽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
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
理性中道的民间组织只会减轻政府负担，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厦门PX污染项目的成功停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积极沟通的结果。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市委书记薄熙来立即邀请司机代表对话，鼓励建立司机工会，对话现场全程电视直播。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正视问题。过分的悲观，其实只是懒惰的借口。
笔者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无论是推动铁路民营化、直选人大代表，还是废除高考招生户籍歧视制度，新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极大的挥洒空间。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因此，知识分子也应设身处地为执政者着想。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急剧转型的中国需要沟通，更需要妥协和宽恕。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
中国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但需要能伸能屈的苏东坡。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愤青和怨妇的层次，而应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爱与智慧，明哲保身或者愤世嫉俗都无济于事。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