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太多，农民变市民是中国最核心的任务。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将农民变为市民的根本途径。这近乎是“普世道路”。
30年快速工业化并未减少农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30年，虽然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城做了农民工，但他们中间90％的人却依然不是市民。
30年快速工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08年的9.4亿。
30年不是很短的时间，每年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够快了。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都是在数十年间将农民人数降到了总人口的10％以下吗？为什么咱们不仅没有减少农民，还增加了农民呢？工业化、城市化难道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
30年前，中国是7亿农民给2亿多市民搞饭吃。30年后的今天，是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7：1，现在是3.33：1。而且现在这个比例是不可信的，因为2亿多农民工（工人）的工资收入被统计到了农民收入之中。如果将农民工的工资从农民收入中剔除，农民收入恐怕25年都没有太大增长。原因很简单，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减少农民，改变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收入要增长，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出口导向的现代化弊端丛现
工业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制造业从英国逐步向欧洲、美国、俄国、日本、“四小龙”转移，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制造业由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相对技术含量是递减的，边际效益也是递减的。日本之后，也许再不会有人口大国可以通过承接先发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实现现代化了，甚至“四小龙”可能是最后的幸运者。因为“四小龙”之后，全球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
在先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等后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拉美、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巨型的城市贫民窟是必然的。中国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有别于拉美和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病”，即：农村小农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员进城（农民工）打工收入来维持其“家庭农业简单再生产”，以此避免“无产”；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小农家庭经营”维持其安身立命之所，以此避免“无家”。没有农民工，家庭经营的农业制度将不可持续，小农会破产；没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农民工会没有家，变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很显然，出口导向的现代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但不能帮助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当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群起争夺中国全球制造的市场份额（或受所谓“金融海啸”影响）的时候，“农民工返乡”就成为必然。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不减少农民，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前途；减少农民增加农民工，会造成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农民工（工人）没有前途。这就是“中国难题”。
如何解决中国难题呢，张五常的办法是废除《劳动合同法》，继续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也力挺张五常，强烈呼吁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如果在50年前，或如果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张五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错。现在是全球低端制造业严重过剩，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竞争优势已经部分丧失，越南等许多后发国家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倍多，即便中国农民工再辛劳，恐怕也难维持中国外向经济的竞争优势了。
张五常的局限在于，他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出口导向战略”也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导向战略帮助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实现了现代化，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日本的昨天，也许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让农民工变得更辛劳，而是要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出路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和输出国家，但又是一个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家和外储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真是奇了怪了！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而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美元储备，而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
（作者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