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媒体正在看美国行政、立法部门与华尔街围绕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斗法的热闹，并发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的感叹。这边厢，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薪酬丑闻：比如，中石油去年的利润降了，但是高管的薪酬却上涨了。怎么办？
说起来，这些给自己提高收入的国有垄断企业高管，比华尔街那些即使亏损了仍给自己发放丰厚奖金的金融家更加贪婪。
首先，那些大胆给自己加薪的高管所供职的国有企业，通常是垄断性的。在华尔街，高管是从企业家市场上选任的，他们的薪酬是与业绩挂钩的，尽管业绩奖金的滞后让他们现在很尴尬。
国有垄断企业的业绩通常与高管们的企业家才能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在现有的高管选任制度下，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坐在高管位置上的人是否真有企业家才能。因为，这些高管根本不是在企业家市场上选择的。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其他才能，或者根本就没有才能，而被委任到那个职位上。因此，以业绩提高为名为自己加薪，固然难以服众——过去几年，舆论对国企高管薪酬迅速提高，议论很多；在业绩下滑的时候，国其高管仍然给自己加薪，就更加令人侧目了。
其次，这些高管通常是一身而兼二任：他们确实在从事商业工作，但他们同时又是政府官员。因而，他们享受着商业化薪酬，尽管政府用相关文件对其打了一点折扣。作为补偿，他们又享受着政府高官的种种优厚待遇，人家可都是部级、副部级、至少也是厅局级待遇。这种补偿远远超过商业化薪酬被打折所受的损失。有了政治世界的高收入，却依然要享有商业世界的高薪，这当然让人觉得贪婪。
有人说，美国也有官、商一体的现象，华尔街金融家或一般实业家也会有人进进入内阁，比如高盛集团董事长鲍尔森曾任布什内阁的财政部长，这类人也可能进入独立监管机构，比如格林斯潘当年出任美联储主席。但人们可能忽略了两国在行政管理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在美国，作为委任官员的这些部长们离任之后，也就没有什么部长级待遇可享受了，他还得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中国，干部职位虽然不再是终身制了，但官员待遇却是终身制。这样的终身待遇如果贴现为任期内的薪酬，其价值将是十分惊人的。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国有垄断企业高管没有理由拿高薪。
当然，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高管同样应当拿高薪。这是最基本的激励机制。这些人活动于商业世界，他们清楚地知道其他企业家的薪酬是多少，自然会产生攀比心理。也许，他们确实不缺钱，但是，新酬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薪酬是才能的象征。在商业世界，薪酬就是荣誉，薪酬的高低就相当军人的勋章的多少。因而，即使国有垄断企业的股权持有人相信，高管已经获得其他方面的收入，但也不得不让他们获得较高薪酬，否则，这些高管将缺乏足够积极性。
如何解决这一逻辑冲突？可以设想下面两个办法。
首先，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选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股权持有人不再从具有相应级别的官员中选任高管，而是从企业家市场上选任。相应地，他们也就不再享有行政官员的任何待遇、福利。离任之后，除了享受合同规定的一次性福利之外，即与公司、与政府无任何关系。如果国企高管真的能够与政府完全摘清关系，那他们就有制度上的理由获得与一般企业家相同的商业化薪酬。
其次，既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就不应当由高管自行确定。事实上，除了老板自己当高管的企业之外，任何股份公司的高管都不能自己给自己确定薪酬。不少上市公司设立了新酬委员会，就是由一个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机构为高管确定薪酬，仅仅代表大股东都不可以。
国有垄断企业更应当如此，高管薪酬应当由一个公共化机构确定。所谓公共化是指社会参与。确实，目前，国有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部分地由国资委审批，但仅有这一程序是不够的。因为，国资委太容易与这些高管之间形成合谋关系。
比较可取的办法是，每个国有垄断企业设立一个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其成员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司普通工人、普通股东及国资委官员共同组成，由它们确定公司高管的薪酬。为防止他们为高管收买，他们的议事记录应当予以公布，以使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真正地对公众承担责任。
如果有了这样的机构，国有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就具有了程序上的正当性。有了程序上的正当性，再加上第一条，高管选任完全市场化，这些高管获得高薪酬也就有了正当性。这个机构也可以根据企业经营需要，设立其他激励机制和约束、惩罚机制。比如，设立一种负工资制度，即在业绩严重下滑、尤其是下滑超出全行业平均水准的时候，要求高管向公司支付赔偿。有了这样的机制，他们获得高薪酬的理由就更为充足了。
当然，上述变革能否实现，取决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能够进展到哪一步。如果政府依然希望不仅控制这些企业的股权，也控制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那国有企业就必然将继续是官办企业，这些企业也就不可能从企业家市场上选任高管，这些高管就依然有政府高官的身份。他们就将依然在想拿高薪而不敢、不拿高薪又不甘的尴尬中，承受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