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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自由与秩序:虚构的天平

  

  坦白讲,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混乱了:到底是有自由好,还是没自由好呢?

  之所以乱,是因为“自由”、“乱”和“管”这几个字都大而抽象;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好像都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可是每一个人又都好像不能准确理解对方所说的 “自由”、“乱”与“管”是什么意思。例如成龙,他在博鳌论坛上说:“有自由好,还是没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究竟他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自由?“乱”又是哪方面的乱呢?由于欠缺准确的界定,大家的激烈反响也就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成龙和他的支持者那里找出一条基本逻辑。

  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自由秩序放在天平的两端,自由多了,秩序就乱了;假如秩序那一头“管”得紧(先不说“管”是什么意思,也不说谁来“管”的问题),自由也就相应地少了。所以自由秩序恰如鱼与熊掌, 不可兼得,吾人只能在其中寻索一种平衡的艺术,尽量两全其美。可惜的是中国人恰恰不能掌握这种平衡的艺术,一自由就放纵,一放纵就混乱。所以结论只能是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然而,自由秩序真的如此对立,成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吗?这种“常识”里的天平会不会只是我们主观感受上的偏差呢?

  题目太大,不可求全,我只好举一些很局部的例子说明这种常识的缺漏。譬如交通,很多人来香港都称赞此城路窄人多,却少见堵塞恶况;“到底它是怎么管的呢?” 答案也许就在它没有管得太细。比起内地,香港人行车换线显得容易一些,因为一般车主还算礼让,不会你开快些我比你更快,最后人人相争挤成一团。这不是路旁贴满标语叫人文明驾驶,也不是交警随时盯着大家,见人赶路要换线而不让,必遭惩罚。恰恰相反,这种交通秩序来自大家常年自由互动,渐渐摸索出了能让人人得益的规则。

  较诸香港,伦敦的自由又胜一筹,可是它也不“乱”呀!当年伦敦地铁遭到恐怖袭击,伦敦市民逃命时犹不忘扶老弱伤残,地下车站最后没有踩死一个人。那是因为有法律规定逃生的最高时速吗?还是因为政府早就在车站内布告过救死扶伤的乘客须知呢?一个习惯自主的社会就算不一定能形成“自生的秩序”,也不一定会变成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一个常年被人当小孩管教,政府有形纪律高度渗透的社会有时反而更“乱”。交警不在, 马路立刻大乱,因为大家都被“管”惯了,经不住“政府缺位”的可怕打击。

  当然,我理解成龙指的应该不是港、台交通很乱, 而是这两个地方的议会很吵闹,路上总有示威。但这就要看你是谁,站在什么角度说话了。假如你很欣赏秩序的美感,对秩序有种说不出的情结;你当然会爱上长幼发言有序,掌声起伏有致的那种会议。假如你没受过什么冤屈,也没人敢欺负你,纵有不平也别有途径疏解;你自然要不满那些聚在路上示威群众,嫌他们阻碍交通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很乱”。可是换个角度,对于另一大群港人而言,如果有人在议会里打断官员发言,怒斥政府医疗部门失误致祸;有人在大银行门前上演街头剧,痛批商人无良谋利;这也许不只不“乱”,说不定还是种秩序的完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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