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兴凡：
我讲四个观点。
首先，我觉得《21世纪伦理宣言》这个名称有点老套。建议将它改成《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幸福宣言”这个提法从来没有过，如果写得好的话，可能成为著名的宣言。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著名机构做过世界伦理宣言之类的东西。1993年世界上六大宗教的6500人开大会，就《全球伦理宣言》奇迹般地达成了共识，但现在它们已没有多大影响了；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用全世界的力量研究《普遍伦理计划》，搞了几年后放弃了，改为搞地区性的伦理构想。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21世纪世界伦理大纲》；第三，原德国总理施密特组织全球很多科学家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提出了“全球公民伦理原则”；第四，仅次于罗马俱乐部的布达佩斯俱乐部也非常关注全球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在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中提出了“地球宪章”与“行星意识精神宣言”等。这些人和这些机构都具有全球影响，他们的宣言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再搞一套，有什么意义？
“伦理”这个概念太模糊。在我看来，伦理是社会的上限（只能提倡，不能强制要求），法律是它的下限。如果《21世纪伦理宣言》希望得到尽可能多人的认同和遵守，叫伦理宣言不太好，叫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可能好一些。
第二点，对徐景安先生关心中国问题和人类共同问题的抱负和胆识表示钦佩。经历了100多年的苦难和压抑之后，中国人如果的确聪明，的确大气，的确智慧，应该出一批大思想家，但目前根本还看不到中国能否出大思想家的迹象。关心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成为大思想家的前提，在此，向景安先生的抱负和胆量表示崇高的敬意与美好的祝愿。
第三点，《21世纪伦理宣言》这个文件的不足。我不能具体说宣言中哪一个观点不好。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讨论人类共同问题时，我们还存在着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难题——“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最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比如说，您认为幸福最重要，伦理问题最重要。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世界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还有人认为世界和平问题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到底谁更有道理？刚才那位先生就《21世纪伦理宣言》发表看法，否定意见很多。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宣言进行评价，我们就与“盲人摸象”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有少数人对《21世纪伦理宣言》感兴趣，这是远远不够的。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不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能解决“盲人摸象”的问题，不能找到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可以合作研究的问题，以及没有解决如何进行大规模合作的问题，发起讨论《21世纪伦理宣言》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
从内容上看，《21世纪伦理宣言》讨论的是幸福，但“幸福是什么”？至今说不清楚，连核心概念都没有多数共识，凭什么写幸福宣言？如果我们只谈应该做什么，不谈我们怎么去解决目前存在的重大问题，这是传统的乌托邦模式。《21世纪伦理宣言》只说应该做什么，好比对一个有三高的人大谈幸福，而根本不关心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人类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但《21世纪伦理宣言》却没有涉及。
不管是伦理宣言也好，幸福宣言也好，如果不涉及世界和平问题，不涉及民主政治，这样的《……宣言》是拿不出手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是我“摸象”的结果。
第四点，我觉得中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对人类做出贡献，至少要有两大突破。第一个突破，要创造一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要激发研究者有很大的动力去研究人类共同问题，要吸引大众的注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设计和组织全球招标竞赛，目前已经出现这种模式了，如去年9月25日，谷歌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如何使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构想，在20多天时间内，全球共提交了15万多个构想。不但谷歌用一千万美元在全球征集怎么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目前在美国还有一个专门创造和管理竞赛的基金会叫X PRIZE，它的口号是“通过竞赛实现革命”（Revolution Through Competition），它们与诺贝尔奖的思路是相反的。谁能提出人类重大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至少奖励一千万美元。目前在全世界招标竞赛的项目包括：汽车怎么省油的新能源？怎么在10天左右将一个人的基因图画出来？…… 对人类重大问题，招标竞赛是激发研究者的动力和激发大众关注的唯一办法。
第二个突破，如果我们希望写出像《人权宣言》、《独立宣言》这样能够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宣言，我们必须把寻找重大问题解决办法与方法的重大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大量事实表明：只研究方法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如中国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中科院找了一批院士研究复杂巨系统，但没有创造出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又如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提出了《辩证系统论》，创办了一个学报，写了一本书，造成了一些影响，最后不了了之。再如国际上有一个叫圣达菲的系统研究所，它组织了全世界一百个顶尖级的科学家去研究复杂系统的种种理论方法问题，至今没有获得什么根本性的突破。另外，就问题谈问题也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罗马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非常关心全球问题的解决，但没有在科学方法上下大功夫，基本上是就问题谈问题，它组织了世界上一百个科学家，最初希望合作研究全球问题，最后发现无法合作，为了“体制”这个概念在德语里和法语里有什么差别，就吵了几天，最后只能由一个教授领头写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极限》。
如果没有方法上突破的话，写作《21世纪伦理宣言》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如何将寻找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与方法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前不久，我给人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举行了一次专题讲座，目的是：如何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在讲课之前，很多听众认为不可能，甚至有人在回答“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写道：“我想再活两千年，看到那时，是否能将幸福说清楚？”在讲课结束时，我问大家，我说清楚了吗？大多数人说：说清楚了。那个最初的激烈否定者说，按照你的模式，你说清楚了。
徐景安：
你说的幸福是什么？
何凡兴：
我已经能够提出一套科学方法使大家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如果大家对这套方法感兴趣，我可以向各位进行一次专门的报告。
如果我们能够使“幸福是什么”在全球范围获得多数共识，或将我们关于“幸福是什么”的成果向全球征集挑战者，并汇集世界各国精英的智慧，最终使人类就幸福的共性获得多数共识，以便更有效地推动最大多数人去追求最大幸福，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来写《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影响就会巨大而且深远。
徐景安：
兴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他研究幸福问题，据他说已几十年了，写了上百万字。我看了，很有价值。在关注究幸福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同道。我从他的研究中得益不少。他对研究幸福问题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主张采取招标竞赛的方法，发动民众来讨论幸福。他认为，不可能用抽象说教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追求幸福的观念与方法，用竞赛、讲故事的方法易被大家接受。为此，2006年他设百万元的幸福擂台，以他的一套4室2厅的房作抵押，通过媒体发布。他还呼吁各大媒体，创立“幸福知识娱乐化产业”，寓教于乐，来传播幸福的知识。他的主张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响应呢？因为当今社会从学界到民众并不认为幸福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各人感受不同，千差万别。当今社会需要的是赚钱的技巧，而不是幸福的知识，也就是没有对幸福研究的需求，所以他的呼吁与努力没有见效，但不等于他的研究没有价值。我写伦理宣言，主线就是讲幸福。所以，我接受他的建议，将来改为幸福宣言。
可他今天发言的思维逻辑是我不能接受的。
他对宣言持异义的第一条理由是世界著名机构搞的“宣言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再搞一套有什么意义？”那反过来，世界著名机构搞的宣言都有很大影响的话，那更没有再搞的意义。按此逻辑，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中国人缺乏创造与自信就源于此，人家都没有这么说，你凭什么这么讲？他对我“关心中国问题和人类共同问题的抱负和胆识表示钦佩”，又从何谈起？专干无意义事的人是丝毫不值得钦佩的。
他持异义的第二条理由是所谓“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最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写宣言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没有意义。并且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宣言进行评价，我们就与‘盲人摸象’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大家讨论也没有意义了。这么一说，谁都不要发言，也不必讨论了，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首先要解决“盲人摸象”的问题，“找到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可以合作研究的问题”，“以及解决如何进行大规模合作的问题”才行。这不还是难逃“盲人摸象”的窘境？“盲人摸象”批评的是各执一个片面，而对整体下结论。但人的认识就是从片面走向全面、个别走向一般。有的盲人说大象是柱子，有的盲人说大象有长鼻，有的盲人说大象是大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综合，对大象的整体认识不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排除有的人坚持说大象是柱子、长鼻、大耳。我写的宣言其价值之处就是进行了综合。我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中提炼出物质幸福、情感幸福和精神幸福；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中提炼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从东西方文明中提炼出“人需要物质与精神，需要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需要外求拓展与内省自律。”当然，这是我“摸”的结果，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对于幸福问题“摸”了几十年的你，理应提出评价。可非常遗憾，他既“不能具体说宣言中哪一个观点不好”，又不肯定宣言哪一个观点是对的。还说：“从内容上看，《21世纪伦理宣言》讨论的是幸福，但‘幸福是什么’？至今说不清楚，连核心概念都没有多数共识，凭什么写幸福宣言？”他最后又说，他对幸福是什么已说清楚了，但是当我问幸福是什么时，他说：“我已经能够提出一套科学方法使大家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他说的是方法而不是内容，是工具而不是答案。
他持异义的第三条理由，就是方法问题。他说：“如果没有方法上突破的话，写作《21世纪伦理宣言》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那么他推举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创造一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要激发研究者有很大的动力去研究人类共同问题，要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特别介绍谷歌用一千万美元在全球征集怎么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在20多天时间内，全球共提交了15万多个构想。可是，这一千万美元花出去了，我至今没有看到使世界更美好的方案！他的意思是，你写什么宣言啊，应该拿出一千万美元征集全球提交宣言，这才是正确方法。可我哪有一千万美元啊！不过，他的话启发了我。2006年他曾设百万元的幸福擂台，我将伦理宣言改为幸福宣言来投标。如果没有别的人同我竞争的话，是不是这100万就可以归我？这样，兴凡为多年愿望的实现而幸福，我也为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而幸福。兴凡以为如何？从方法而论，我是响应他的主张提出对“幸福是什么”的看法，这不是符合他的主张吗？但他对我的响应不作回应，并且批评说“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无用，依然告诉我要用他的方法去找幸福。其实，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竞赛集中大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又批评大家发表意见是“盲人摸象”，这前后是矛盾的。总之，我觉得兴凡也是与大多数文人一样，喜好抛弃共识、扩大分歧。实际上，我们没有分歧。我赞成他用竞赛的方法去寻找幸福的共识，我写宣言既是响应他的主张参加竞赛，也是通过我的努力扩大社会对幸福的认知，怎么能说“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没有用呢？
他持异义的第四条理由，才对宣言的内容提出看法。“《21世纪伦理宣言》只说应该做什么，好比对一个有三高的人大谈幸福，而根本不关心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人类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但《21世纪伦理宣言》却没有涉及。不管是伦理宣言也好，幸福宣言也好，如果不涉及世界和平问题，不涉及民主政治，这样的《……宣言》是拿不出手的。”宣言强调“爱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身心要健康：心态平和，睡眠充足，营养均衡，运动适度。”一个有三高的人懂得了这个理念就会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至于“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这不是宣言的内容，他应该去找医生。至于和平问题，可以去写和平宣言，民主问题可以去写民主宣言，不是已经有人写了什么宪章吗？怎么能要求一个宣言必须回答所有重要的问题，否则就只能闭嘴呢？
我深深感到学界存在的通病，以撕裂共识、扩大分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研究学问的宗旨。人与人相处，要有自己的个性，也应该合作合群；做学问也同样，要有所创见，也要寻求共识，这样才能推进认知，也才是幸福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