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拍·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这表明，近年来关于中国的讨论受到国外舆论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笔者并不赞同这一提法，而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仅对于中国自己在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和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科技，更需要它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人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唯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条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
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逻辑力量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但是，市场决不是万能的，市场失效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因而，公共部门同样要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维护政府的强势地位，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人们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并不是没有看到部分人的相对利益受损，而是看到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因改革而得到了明显增加，使每一个人的绝对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
二、“中国模式”备受全球关注
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训。根据这样的思路，作为以相当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中国模式”下的战略选择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在未来发展中甚至会变得日益重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全面综合看待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权力监督、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民主治理。政府在全球化时代要对公民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日益体现在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参与、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正在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因此，要真正认识它的意义，必须对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一个正确认识。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特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甚至是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反之，越是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权。
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现代化战略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这些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提高政府官员素质，及时将具有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的优秀人才选拔为公共部门的领导人，并且广泛开展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官员培训;发展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就内部而言，综合国力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综合国力有多方面内涵，简单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提高硬实力，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有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文化和道义力量。
就外部而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