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由于政局动荡而引发的大规模骚乱仍然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吉国的一个紧邻以及在中亚有着密切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关系的国家，中国除了把本国侨民陆续撤回国内外，尚无其他动作。如果吉国骚乱进一步扩散和加剧，势必会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影响。那么，下一步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可以考虑与上合组织一道派兵帮助吉国稳定国内秩序。如果要这么做，中国必须迈过“不干涉内政”这道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外交原则这道坎。
“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标杆性外交原则，它的产生、实践和推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对于经历了长期被殖民过程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要在列强林立和弱肉强食的世界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实现自主发展，“不干涉内政”外交的确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武器。特别在美苏争霸把整个世界带进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不干涉内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弱小国家维护主权独立，自主实施内政外交的一个心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个外交原则指导下，团结了亚非拉一大批朋友，为反抗西方强权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这个独树一帜的外交原则及其实践，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帮助中国在国力尚很弱小，经济尚未强大的情况下奠定了世界政治大国地位。
然时过境迁，实践和推行“不干涉内政”外交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且不说施虐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纷纷独立而彻底瓦解，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对世界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内政与外交的边界确已发生变动。
以强调合作为核心的地区主义首先对“不干涉内政”外交提出了挑战。以欧盟为例，从科索沃问题到今天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伴随欧盟成长过程的是不断对原先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些所谓内政问题在观念和实践上的突破。环视全球，当今亚非拉地区的地区合作虽然在开展伊始通过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迈开了第一步，但随后这个原则却成为地区进一步合作的瓶颈。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东亚地区主义之所以难以深入和拓展，与相关国家没有勇气打破“不干涉内政”这个禁区有很大关系。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在“不干涉内政”问题上取得突破，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合作也将困难重重。
在全球化仍在深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内政问题不断外溢，这个趋势将不断持续并越来越明显。从暴政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到由于族群、宗教矛盾引发的大规模冲突骚乱，从不负责任的财政、货币及宏观经济政策到各色新重商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从一国国内大规模环境污染到跨越地区的酸雨和气候反常，等等这些所谓的内政问题无不对世界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构成严重挑战。
进入21世纪，“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柄双刃剑。前者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让中国国际形象备受争议，后者如最近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使中国初具雏形的中亚战略面临危机。“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张力，对前者的超越成为维护后者的一种必需。而从国际角度上看，超越“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意义具有双向性，因为这个意义不仅仅针对中国一家，在国际舞台上对其他国家也是适用的。
鉴于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事实，中国首先需要掌握一定的对 “不干涉内政”原则调整的话语权。这要求中国从一个更宽阔和长远的视野来界定 “内政”的内涵，灵活调整“内政”的外延。特别是需要在纯粹内政与具有外溢趋向的内政间尽可能厘清并加以明确。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国家核心利益”这个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与一般性国家利益相区分，为“内政”这个曾经非常模糊和宽泛的概念进行重新调整和界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需要坚持适当、多边、对等原则。从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全球体系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角度看，完全抛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现实，因此坚持适当的原则是必要的。中国既没有力量也不应该具有意愿单方面把调整和超越“不干涉内政”原则强加给其他国家。随着国际机制的不断趋向成熟，中国可以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层次以及在上合组织和东盟(亚细安)+3机制这样的地区层次上通过多边方式协商，以期对调整和超越“不干涉内政”原则取得共识。同时，要坚持不分国家大小强弱等差异，倡导调整和超越的对等化，避免双重标准的出现。
国家利益向全球拓展的过程，也是国内政治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这给中国超越“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带来了微妙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讲，以本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为由来实行和推广“不干涉内政”外交是一种弱国心态，也是对解决国内问题缺乏自信的表现。从国内“权贵资本主义”苗头的形成及其对政治社会改革的阻碍上看，中国也可以利用国际层面上“不干涉内政”外交的超越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国内政治社会改革新一轮局面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超越“不干涉内政”外交的调整和适当超越也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