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和衣俊卿教授进行有关西方现代启蒙的对话,我感到有意义也有启发。说“有意义”并不表示我们的观点相同,其实我们对启蒙的认识和期待颇有分歧,但对话的气氛极好,双方都遵循“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原则,不是一味各自表态,也没有尴尬的争论。说“启发”,我觉得这次对话激发了几个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衣教授的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并且形成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书写文字。我应该建议采取笔谈的方式,先拜读衣教授严谨的推论,再作出回应。不过当时我们都有面对面沟通的意愿,我也就即兴而谈,没有任何事前的准备,因此谈话的随意性落实到文字上便显得松散、零乱,与衣教授严谨的书面文字一起发表,有些不协调。能获得《求是学刊》编辑的同意,为这一对话写篇后序,我很感激。我本应潜心修整自己部分的内容,将谈话的记录转换为书写文字, 但无奈我抽不出时间,只好向读者及同人致歉了。
多年来我对启蒙进行的反思都集中在“启蒙心态”上。现在就简单地介绍我目前对此议题的思考及思路。我提出讨论“启蒙心态”,既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文化运动,也不是哈贝马斯坚持的“尚未完成的计划”。从1923年“科玄论战”以来,启蒙心态的影响如日中天,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不言而喻的共识。当今在文化中国广为流行的科学主义即是启蒙心态的突出表现。科学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为全球各地的知识人所认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过去的“科学救国”和今天的“科技兴国”都是响亮的口号。理性是感性和知性的提升,科学理性又是最严谨的理性形式。这是科学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的背景。
可是,我认为科学主义是由偏激的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铸造而成的意识形态,它与科学精神大不相同。科学精神是严格的、执著的、专一的,但也是开放的、谦虚的、多元多样的。科学主义则是闭塞的、专断的和傲慢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世纪前沿的科学家所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譬如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的科学传统,特别是中医(或韩国所谓的汉医),都是他们所关注的科研课题。他们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虚心好学的。他们知道得越多越认识到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乃至永远无法知道的更多;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限制:理性的光芒所能显现的远非无知之幕所隐蔽的那么多。
坚持科学是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科学理性是唯一的理性,乃至可以量化、可以实证的科学研究是了解客观世界的唯一方法,在前沿科学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观中已不多见了。把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工程或政治行为的科学家则大有人在。积极投入科学和其他领域,如艺术、音乐、宗教等的对话的杰出科学家越来越多。但我相信今天回顾“科玄论战”中的丁文江、吴稚晖和胡适所宣扬的打倒玄学鬼的科学主义在中国知识界还会有说服力。
启蒙心态来自启蒙运动,是西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科学主义只是表现启蒙心态的形式之一。广义的启蒙还发展了自由、Ren权和法治等其他核心价值,但在现代中国,科学和民Zhu 特别受到重视。和民Zhu相比,科学更是一枝独秀。因此,科学主义应运而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这种特殊形式的启蒙心态在中国成为强势的意识形态是很容易理解的。
启蒙的含义很宽。即使把前面所提到的运动、计划和心态都包括在内也不能一窥全豹。如何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一18世纪以来最强势的思潮是个重要的课题。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从启蒙及其延伸的西化学习如何推进现代化的行为、制度、理念及价值。包括科学和民Zhu在内的欧美文明可以提供我们参考的项目极多,内容极丰富,我们决不可自满自大。譬如以自由、理性、法治、Ren权和个人尊严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即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也是“ 尚未完成的启蒙计划”)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学习。
今天我们都还生活在启蒙所塑造的世界之中。我接受康德在1784年作出的评断:“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说启蒙是显而易见的既存现实,那它至少是核心的文化追求之一。”[3] (P13)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启蒙的三大盲点。因为我和黄万盛先生的对话及最近和清华大学卢峰教授的对话(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都谈论到这一课题,现在只列举,不再阐述:
1.人类中心主义和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对精神世界(特别是宗教)采取彻底排斥的立场。
2.浮士德式的工具理性对自然采取认识、控制和掠夺的态度。
3.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其他文明,包括原住民的传统,采取鄙视和征服的策略。
对启蒙作出全面而有效的攻击的不是西方之外(如东亚和南亚)的学者,而是标志后现代主义的欧美学者。我很关注也主动参加自20世纪末期在欧美勃起的各种 “后现代”论说,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它们对启蒙的缺失有深刻的洞识。固然,它们破而不立的价值取向有堕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陷阱的危险,但针对人类的存活、发展和繁荣的威胁,它们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它们的警告值得重视。
从全球的视野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来反思启蒙,可以运用的途径、方法和策略以及可以利用的精神资源很多。轴心文明,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都可以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从儒家立论是自觉的选择,但我是以开放和多元的态度来进行这一工作的。目前正在构思的研究计划分成三个可以同时进行的步骤:
1.深入研究18世纪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莱布尼茨、阿奎那和狄德罗所认可乃至认同的儒家。
2.疏理启蒙心态在中国传播、开花和结果而导致儒家一蹶不振的历史过程。
3.探索儒家重新认识和批判启蒙的可能乃至可行的道路。
这一研究计划牵涉的范围很大,必须靠多学科和跨文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才能逐步完成。
和衣俊卿教授的对话使我对这一计划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