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媒体记者宣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五千元大关达到51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061元，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1988元，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539元，财产性收入167元，转移性收入398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据说，这是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区）6.8万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最真实的数据”，可以使中国9亿多农民切实感受到“寒冬中的丝丝暖意”。
然而，就在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在这一数据之前，马建堂局长参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第十一届“新年论坛”演讲时却遭遇了哄堂喝彩的尴尬难堪场面。2010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就“如何解释和评估国家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和质量问题”，向北大师生发问“什么叫统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位男生立即起身回应说：“统计就是估计！”更让马局长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北大学生现场质问马局长：“现在很多民众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数据跟大家实际感受的有很大出入，很多人反映是自己的工资‘被增长’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下一步应如何改进国家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质量呢？”马局长只好自我解嘲说：“统计是什么？统计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纷纭复杂无数个体这种社会现象简约整体的刻划，今天在座的各位收入都是一样的吗？不可以，我们只能给予一个总体的简约的估计和刻划，这就是统计。统计肯定有它的重要价值，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平均值而否认这个平均数的价值。”
其实，不久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场面。2009年11月13日，我应邀在信阳师范学院“贤林讲坛”作题为《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的学术报告，当讲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将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时，会场上200多名师生一片哗然，几位大学生情绪冲动打断了我的演讲，争辩道：“既然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突破了5000元大关，地处中原地区的河南农民收入水平应该在平均数之内，每个农户全年总收入至少也应有25000元吧。如果照这个数算下来，农村五口之家供养一个大学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们同学中间有不少人甚至连每年学费3500元也交不起，有的同学大学四年间的所有学费都是靠银行贷款交的，有的人平时到食堂就餐总是找自己寝室和同班级的同学两个人合伙打一份菜，平均每天每个人的生活费只有五六块钱，根本不敢敞开肚皮吃饱吃好。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和评论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问和争锋相对的争论，我只好把这个极其敏感的民生话题往远处拉瞎扯一通。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是最反感官方对自己家庭的收支情况“被统计”和“被高估”的。1986年冬季，我大学毕业后参加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完成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设在信阳地区惟一一个农村固定观察点50户家庭收支情况记账薄的入户调查和核对。当年，地、县党政组织对这项基础性的典型调查统计工作十分重视，专门从国家科委驻新县科技开发扶贫工作团和河南省教委驻新县科技开发扶贫工作队抽调十几名大学毕业生，与中共新县县委政策研究室七八名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全国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的新县田铺乡塘畈村安营扎寨，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这个样本点虽然是已故著名将军许世友的家乡，当地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很高，但是他们对于入户调查人员刨根问底的调查方式方法和包罗万象的统计指标仍然感到厌烦不解。比如说，在农户家庭收入调查指标体系中，甚至把牛屎、鸡屎、羊屎、猪屎等等都计算进去；在农户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指标体系中，甚至把农民过春节期间给祖先上了几柱香、折合多少钱都计算进去。诸如此类的农户家庭收支细节，他们平时是忽略不记的，但入户调查人员反复追问让他们感到不耐烦，甚至认为是“没事找事”瞎耽误工夫。当地的乡村干部给50个农户解释说：“这项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决策服务的，请您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组织的调查，一定要保证统计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和质量。”这样经过反复劝说，我们最终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年的入户调查任务，并向中央高层决策机构报送了塘畈村固定观察点的典型统计数据和调研报告。但到了第二年中共新县县委政策研究室七八名工作人员再次进村入户开展问卷调查时，当地老百姓死活不愿意配合工作，他们质问调查人员：“我家里的所有情况去年已经向您们说清楚了，今天还是老样子，有什么值得调查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地老百姓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也不像第一年那么重视了，我们每到年底只是例行公事的把50户家庭收支情况记账薄委托给村会计统一代填，然后由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充实提高”。但直到现在，国内外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仍对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典型调查数据感兴趣，并且经常加以引用来说明问题。殊不知，这些来自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所谓“第一手资料”早已变味了。
众所周知，统计数据的精髓是反映真实、分析真情、探求真理，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和结构差异，深刻地揭示国民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预见性的优质服务。这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和立身之本。但在当今一切都被数字化了的信息时代，官方统计人员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其功能和作用逐渐演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对上邀功请赏，对下欺世盗名”的利用工具，在许多怀疑者的心目中“统计数据注水”的坏名声早就臭不可闻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水平可以用“大胆露骨”和“极其粗糙”来形容：即“动作生硬，痕迹明显。”譬如说，1992年6月我到新县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之前，该镇过去上报的乡镇企业年产值是3亿元，这对于位于大别山区深处的偏僻小镇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回来，我经过对全镇14个行政村逐一详细调查了解，当时即使把农户饲养的母猪和幼崽、各个自然村开办的代销点、以及农民建房烧制的青砖小瓦片等等商品性收入项目都算进本地乡镇企业统计的范畴，毛收入满打满算也只有2000万元左右，实际情况与上报数字的“虚头”相差悬殊。再比如说，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10年期间，对全镇14个行政村的每一个山头和7000个农户的每一个地块都跑遍了，对山场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对庄稼地里苗情长势和增产潜力，对农户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挣钱情况等等再熟悉不过了。但在科层制高压体制下生存的乡村基层干部，面对上级组织逐年下达和不断加码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以及“升级达标”、“一票否决”的指挥棒，也只能违心地仿照前任按照“一路走高”的惯性上报统计数据。从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县乡政府之间又玩起了“空转的把戏”，结果把原本钱帐分毫不差的财政数字和银行帐目也搞乱套了。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包括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粮食产量、农户收入、乡镇企业产值、财政收支、银行账户等等所有项目几乎都没有一个“准头”。至于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区）设立的6.8万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点的数据”，具体操作过程和上报程序不也一样是由基层政府统计人员逐级上报汇总的吗？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同样是大打折扣的问题。
回到本文的主题，分析一下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怎样突破5000元大关的。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历史罕见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这对于全国粮食增产、农业增收、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根据国家农业部和人保部2009年春节前后对外出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做过的一项联合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导致东南沿海地区“两头在外”加工企业大面积的破产倒闭，全国至少有2000万人以上的农民工失业而被迫返乡闲住。直到2009年第二季度末，在家乡滞留多日的农民工才陆续进城寻找工作，其中有420万人暂未就业。由于企业复苏需要一段“时差”，及时恢复就业的农民工工资和工时短期内也难以达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外出务工收入和增长空间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与以往相比甚至还面临着大幅降低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2009年为何会出现农民收入水平超常规增长呢？细心人稍微留意就会明白，原来这种“权威性的谎言”早在2009年年初就被有关研究部门抛掷出来了。据新华社2009年4月15日对外发布的消息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联合调查编著的《农村经济绿皮书》，预测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预计将达到5050元，继续保持增速不低于6%的目标。2009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再一次发布《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宣称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千美元，有74.6%将进入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2009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也宣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已达到74.6％，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实现程度已达到了83.5％。这两家国家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不约而同一唱一和地发布令国人振奋人心，也令世人真假难辨的“胖乎乎的数据”，其真是用意究竟何在呢？因为，“按照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到202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如果今后12年内农民收入增速低于6%，这个预定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这样看来，国家统计局作为中国政府统一对外发布官方数据的“权威机构”（根据2009年6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统计法》修订草案的规定：今后必须以国家统计局和地方各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杜绝其他任何部门不得发布与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不一致的统计数据），到2009年底对外发布一个“虚假的繁荣数据”验证一下年初的大胆预言也就顺理成章啦！更何况，在我国儒家文化的精髓里向来是“患寡而患不均”，使用“平均数法则”不仅可以使多数人感觉沾沾自喜，而且可以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矛盾巧妙地装进“闷葫芦里躲猫猫”——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实际收入是多少谁也搞不清楚，政府统计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机会玩一玩“数据繁荣”的把戏又有何妨？大多数人即使直观地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收入“被拉高”，可是这种怀疑又有什么依据呢？
总而言之，如果说数据本身是现实社会的抽象形态，那么数据虚假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扭曲。它一方面制造出“数据繁荣”掩盖社会问题，给政府理性决策造成困扰和陷阱，一方面又会逐渐削弱政府的权威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虽然统计数据的造假行为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中国官方总是倾向于统计“总量数据”和“平均数”来显示成绩回避社会矛盾，而普通民众则期望过上富足安稳的真实生活。针对当前我国不断地出现“被实现的数字小康”和地方官场热衷于“玩数字游戏”而导致统计数据已成为政治欺骗术，我只好借用美国近代著名的幽默大师、仗义执剑的文学泰斗马克•吐温的警世恒言来告诫国人，“这世上只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老是扯谎的卑鄙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半是混蛋，有些国会议员简直是蠢猪！”“迟来的真相，就像突然击中头部的马蹄铁，哎，痛啊！永远说实话，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记住你曾经说过些什么。”因为，“生命之树不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德国诗人海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