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兴起，草根公共人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去年底，罗永浩因质量问题怒砸西门子冰箱，引来舆论关注。韩寒的三篇博文又引来滔天热议，接下来情节峰回路转，知名IT评论人麦田开始质疑一个13年的神话，接着方舟子加入质疑，舆论分裂。在纷争中，124名“学人”联名质疑方舟子的太太，罗永浩和方舟子则再开唇枪舌剑，又牵出学员向方舟子抱怨“老罗英语”的培训，老罗旋即退款，并把矛头指向和方舟子相关的基金。
大戏虽然精彩，但评价各有不同。从中国文化自省、慎独、仁心的角度，这些质疑充满了恶意的目的、不循规则的、浅薄的争论、野蛮的粉丝，但换个角度，这种纷争本身也是实现求真价值观的手段和过程，可谓一种“仁术”。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这一过程体现了公众人物的力量来源以及制约机制。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加之各种诱惑、利益充斥，个人私德的范围更加宽泛而多变，仅仅靠慎独，已不足以自下而上地由私德建设公德。但这并未导致现代社会整体的公德(公共秩序)的败坏，相反，随着言论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社会反而缓慢而坚定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社会公德以及公众人物要求最严格的时代。这种“宽私德、严公德”之间的差异和共生，蕴含着商业时代的社会公德的全新进化、净化方式。
在现代媒体环境下，对他人的质疑，同时也意味着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之下。对别人提出质疑的过程同样也是对自己提出要求的过程。罗永浩在怒砸西门子冰箱、对方舟子提出质疑之时，就必然同时对自己的商业信誉和公共行为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方舟子对他人的审视，不但是别人审视他和他太太的直接原因，而且，他的打假行为中暗含的道德优势，也迫使他更高质量地回应质疑。同样，代言者对政府的批评，也会使自己成为审视的目标，必然要求其更谦和、真诚地面对社会质疑。所以，在纷争中，质疑者会主动———或者更恰当地说———被迫去消除自己的瑕疵，否则，注定损失形象和力量。这正是商业传播时代，社会领域的达尔文式的残酷道德净化，除伪存真、去恶留善。
事实也正是如此：罗永浩对学员果断地退款，砸完冰箱后打扫场地，这些改善自身、克制理性的姿态进一步完善、夯实了罗永浩的道德基础，进而带给他更大行动力和影响力。同样，桀骜不驯的粗话也变成了言语谦和的辩护。这正所谓：“改，而后得道多助”。有趣的是，用这句话考量纷争中主角们的改善行为，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一个定性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确定量的胜败程度判断。可见，这种进化和净化既是公共人物的力量来源，也是他们力量的制约，是商业时代的仁术。
这种现象与生物进化类似，生物种群中的个体是多变的，但种群却相对稳定地进化，于是，种群变得更强———没有永恒的个体，但却有不断进化的种群。同样，没有永恒的个人私德，但却有不断进化的、因而更加健壮的社会公德和公共基因。
不难理解，韩寒若真有人代笔，方舟子的基金若真有问题，则他们必然是虚弱的，这种虚弱性中孕育着妥协性，一旦压力足够，这种妥协必然显现。韩寒如果顶不住方舟子的质疑，那么，他如何能从容地站在人民大会堂外？方舟子如果顶不住罗永浩的质疑，那么，他在下一次打假中又如何能理直气壮？如果不经过狼，又怎么能面对狮子呢？所以，经过锤炼而幸存下来的代言者必然更健壮、更少瑕疵、更强大，也只有这样的代言者和大众，才能面对更强大的压力，谈论更多高层次的、严肃的议题，从奶粉到校车、从江湖到庙堂。最终才能淬炼出甘地、昂山素季、曼德拉这样的公众人物。
无须讳言，这些纷争之中存在恶意，甚至恶意比善意更持久、更坚韧，就如一只尾随受伤斑马的狮子。不过，广泛传播的质疑之下必然涌动着公众好奇、知情的暗流，而其中混杂着的锋利的恶意坚冰，正是撞开堤坝和封堵的开路先锋———历史的善意，往往用恶意为自己开道，是仁术而非仁心。这正如种群的繁茂之善，正是以虚弱者被淘汰之恶为代价，生物、社会进化的残酷和最大动力均在于此。
也不必害怕恶意强大摧毁公序良俗，决定事情发展的并不是恶意有多强，而是弱点有多虚弱，现实的例子贴切而鲜活：真正削弱方舟子的，不是陈村的指控，也不是声势浩大的124“学人”的质疑，而是对打假、安保基金的质疑。所以，本质上起作用的不是谁有更大的恶意，而是谁有更虚弱的阿克琉斯之踵。
相同的人性产生相同的机制，相同的机制导致类似的行为。斯塔尔对克林顿、360对QQ、蒙牛对伊利，皆为恶之花上结出的善之果。两个互相撕咬的魔鬼好于一个天使，真相因之浮现，最终，在私德宽松的社会趋势下，发展出更加严格的社会公共道德，而这，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