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喜爱比让人惧怕更重要
“软实力”或曰“软权力”(soft power)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关键词，被视为21世纪大国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外交与其内政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内在的实力，在国际上也难当大任。
“软实力”是前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阁僚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出版的《命中注定的领袖：美国权力的本质性变化》一书中提出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仍然独步于世，是能够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要保持这一地位，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或曰实力)性质就必须起本质性的变化。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硬权力”，这在国际上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其背后包括GDP、人口、资源等“实打实”的因素。运用这种权力，无疑可以使他国屈从于你的指令。另一种权力是“软权力”，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能够驱使别人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自愿与你合作。因此，美国在21世纪的核心战略，应该着眼于“软实力”的扩张。
此论在随即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中立刻风行，并在世界被广泛运用，但也马上招致保守主义阵营的批评。在这些人看来，“9•11”有力地证明了“软权力”在对付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时是多么缺乏效力。此时布什正好获选总统，美国立即转入“单边主义”的轨道，以“硬权力”在全球布武，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最为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当时主持伊战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媒体的问答——当记者问他如何考虑美国的“软实力”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言下之意，“软实力”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但是，布什八年成为美国的梦魇。硬碰硬使美国在国际上撞得头破血流，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重重、联邦赤字高筑，美国的“硬实力”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软实力”再次成为国家目标。奥巴马上台后，也把“改变美国的国际形象”作为其外交的基础。
可以说，“软实力”提出20年，在国际政治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为我们反省这一理论的价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例证。
首先，从“硬道理”看“软实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刚获得冷战的胜利，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当时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经济陷于衰退，基础设施长年失修，年轻一代普遍觉得不可能享受父母那样的生活水平，一切笼罩在“美国衰落”的阴霾之中。克林顿上台后，既要大手花钱来实现民主党的理想和承诺，又要控制和削减联邦赤字，陷入财政困局，这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削减军费。要从军方手里挖出钱来，可谓虎口拔牙，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为导引不可。1990年“软实力”提出时，美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5.2%，日后逐年降低，到2001年降到3%。这种下降趋势，到布什上台后才扭转。美国军方不喜欢克林顿，自有其“硬道理”。克林顿政府大谈“软实力”，背后同样有“硬道理”。
第二，“软实力”和“硬实力”本应相辅相成，并非非此即彼。应该说，“软实力”多少被军方和保守派给妖魔化了。约瑟夫•奈本人就强调，他作为前克林顿政府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深知“硬实力”之重要。事实是，美国在克林顿任内休养生息八年之久，经济高速发展，联邦从大幅赤字变成大幅盈余，国力上了一个台阶，“硬实力”大增。布什上台后搞“单边主义”，靠的是这些本钱，但把这些“硬实力”给挥霍掉了。同时，“软实力”可以大大降低使用“硬实力”的成本。以伊拉克为例，拉姆斯菲尔德拒绝把“软实力”放入政府的战略考虑中，切尼则指望美军在伊拉克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夹道欢迎，但这种夹道欢迎没有发生，就是美国“软实力”已削弱的体现。如同共和党的前众议院领袖金里奇认识到的，衡量成败的标准不是杀死多少敌人，而是结交了多少朋友和盟友。随着伊战的旗开得胜，美国的国际声誉猛跌，乃至支持美国的国家也跟着受连累。此时美国想硬也硬不起来。于是，在奥巴马政府中，“软实力”又成了硬通货。
第三，“软实力”的理论，试图解决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个根本矛盾。早就有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指出，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民主和霸权的逻辑本是不相容的。民主制度，其实是“软实力”的硬结果。在民主政治中，没有人可以靠武力统治，一切由选票说话。而选票代表着选民自发、自愿的选择。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政敌讥笑奥巴马毫无政绩和经验，靠写几本畅销书就想当总统，“软”得像个笑话。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基本真实。但是，奥巴马不仅当了总统，而且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而国际上，美国则一向是主权高于一切，绝对不会听从国际舆论，甚至不愿意接受国际条约的约束，动不动把武力或者经济制裁作为使人就范的工具。这就引起各国的怨恨。“软实力”的鼓吹者，虽然远没有走到以民主原则约束美国国际行为的地步，但要求美国至少有些“民主作风”，在积极寻求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所改变，比如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美国从不参与到积极协调，开始扮演领袖的角色。
事实上，提倡“软实力”的人，恰恰认为美国有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只是忽视了开发而已。约瑟夫•奈在2005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摆出了如下事实：
美国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比起第二移民大国德国，吸引的移民量要高6倍。
美国的影视产品出口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当今世界的160万留学生中，28%选择了美国，另外14%选择了英国。
2002年在美国教育机构工作的外国学者，达到86000人。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价值、繁荣、生活方式具有全球的吸引力。这在中国也感受得非常实在。2010年中国输出30万左右的留学生，美国是最大的目的地。美国是个种族和文化上最为多元的国家，有巨大的兼容并包能力，在吸引力和开放性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和美国竞争。
“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塑造他人的选择和偏好的能力。在这方面，“软实力”不仅和赤裸裸的军事能力不同，也和影响力有巨大的差别。影响力经常建筑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比如，反恐战争刚开始时，布什在国会告诉世界各国：“这次你们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并未动一枪一弹，许多国家就加入了反恐阵营。但是，这种加入，是在“硬实力”的威慑之下，并非心甘情愿，特别是一些中东国家，站在美国一方所引起的是怨恨。伊战前，美国在欧洲盟国中的支持率流失了30个百分点，在中东国家更不得人心。伊战后的一次民调表明，19国中有2/3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对美国有不良印象。显然，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美国仍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社会则不获认同。人们希望自己像个美国人一样被对待，却不愿意被美国人所对待。
“软权力”的目标，是要化解这样的矛盾，把美国的文化优势落实到其国际战略上来。约瑟夫•奈意味深长地说，马基雅维利当年劝告意大利的君主们：“你最好让别人都惧怕你。”在21世纪，让人惧怕依然重要，这是美国保持如此强大的军力的原因。但是，令人喜爱恐怕更重要。
“软实力”与“软权力”的统治原则
Soft Power，可译为“软实力”，也可译为“软权力”。不过，在中文中，“实力”与“权力”毕竟有微妙的不同。简单地说，“权力”是使他人顺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实力”则是构成这种能力的资源。一般而言，“权力”会随着“实力”的增长而增长，“权力”的运用也会增加或者削弱“实力”。本节讨论的重点将从“软实力”转向“软权力”。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著有《权力解剖》一书，把权力分为三种：
第一，“应得权力” (condign power)，即以威胁和惩罚的方式使对方顺从的能力。比如，现代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其警察和军队，都是行使“应得权力”的工具。
第二，“补偿权力” (compensatory power)，即通过奖赏使对方服从自己的能力。老板通过发放工资让雇员为自己服务，就是这种权力的典型。
第三，“约成权力”(conditioned power)，即通过塑造信仰体系而获得对方的顺从。比如，看起来是自然的、得体的、正确的说服工作，教育和社会承担等，都会引起别人自发的顺从。
如果这种理论太抽象枯燥的话，我们不妨用例子来演绎一下。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大桌宴会席上，面对桌子另一头的酱油鞭长莫及。于是你需要坐在那里的女士把酱油递过来。要想让她听从你的指令，可有三种选择——
第一，命令她把酱油递过来，否则就拳脚相加。这样，你就在行使“应得权力”。
第二，告诉她，如果把酱油递过来，你将支付一百块钱。这样，你就在行使“补偿权力”。
第三，微笑地对对方说：“您能帮我递一下酱油吗?”这样，你就在行使“约成权力”。
加尔布雷斯认为“约成权力”才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很简单，在“递酱油”这种情况下，除非是神经病，都会行使“约成权力”。这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出去吃饭遇到同样的情况，都纷纷选择使用“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那么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多久?“应得权力”的滥用导致我们被暴力所吞噬。“补偿权力”的滥用则导致“交易费用”的飙升，最后大家破产。如果用“软权力”来界定的话，“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都属于“硬权力”，符合人们共同遵守习惯的“约成权力”则是“软权力”。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权力的运用，经常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权力的运用有着正好相反的偏好序列，这在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能使用暴力拆迁的，当然不愿意给你市场价值的补偿，更懒得与你没完没了地商量。这种政治权力，总把人们对之绝对的服从视为政治稳定的基础。这里权力偏好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远非“请客吃饭”那么容易;所要求的顺从，也远非递瓶酱油那么简单。政治权力往往要解决根本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正如你从那位女士那里所要求的如果不是递一瓶酱油，而是她一半的财产，自然会引起抵制甚至公开的反叛。所以，政治权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暴力，其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应得权力”的能力。
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必需，从接受一方说，没有人喜欢被强制。所以，从权力效率的角度看，不管对待什么艰难的使命，能使用“软权力”时就不应该使用“硬权力”;在“硬权力”中，能使用“补偿权力”时就不要使用“应得权力”。
“革命”怎样成为“请客吃饭”
这样的权力运行规则，其实就萌芽于封建秩序中。在一般人眼里，“封建”和愚昧落后、中世纪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实，国际史学界早已推翻了这种陈见，而把中世纪作为现代性的起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宪政秩序。中世纪的国王，虽然需要王室的血缘，却经常是要贵族们推选的。国王的权力有正当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正当的合法性限度。比如，国王的一大功能，就是领导民众共御外侮。大敌当前，国王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威要求手下的贵族贡献自己的服务和资源。贵族们也认为这种要求属于自然、得体、正当的范围，于是按照“请客吃饭”的逻辑心甘情愿地跟着国王去打仗。但是，一旦恢复和平，大家就遵从中世纪的政治格言：“国王应该靠自己过日子”，贵族则回到自己的庄园，享受自己的“自由”。如果国王有紧急需求，则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同意国王在“正常收入”之外的“非常收入”，并按商议的方式分担。如果不经同意，国王则无权索取这些“非常收入”。这其实就已经确立了宪政的原则。统治者在被统治者同意的条件下行使“约成权力”。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为“请客吃饭”了。
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管理的社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硬件，包括一整套官僚行政系统。国家不能有急事时临时抱佛脚地和自己的公民商量：“最近手头是否宽松?我这里有急事，关乎大家的利益，请帮帮忙。”然后等着看大家同意出多少钱。国家需要事先制定自己的目标，并估计达到这些目标的费用，形成预算，然后按照一定的税率获取必要的财政资源。一个公民，也不具备单独和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当你拿到工资单时，国家已经把你该纳的税按既定比例扣除了。你似乎是被剥夺了，但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强制性，表面上是“硬权力”的行使，在精神上则是“软权力”的运作。征不征税，征多少税，都是通过参与性的政治程序，由选民授权的。国家的行为，和“请你把酱油递过来好吗”实际上是一致的。
没有一个宪政国家可以不经选民授权而征税。大英帝国当年忘记这一点，对美洲13个殖民地行使“应得权力”而非“约成权力”，结果引起了独立战争，才有了现代的美国。
内政中的“软权力”及其历史，对我们理解现代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至关重要。封建时代王权的合法性，对于当今国际关系，还是有相当的参照意义的。美国必须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大问题方面扮演领导的角色，为国际共同体提供秩序，才能在世界获得正当权威。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资源。扮演领袖的角色，不能仅仅说“我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贵在求同存异”，还必须说：“我们捍卫的不仅是我们的价值，也是你们的价值。”这样，你才不用强制别人顺从，甚至不必支付别人的服务。这样，大国才能既充当领袖，又使别人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
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本世纪头十年的大国博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高估自己的“硬实力”而无视“软实力”，最后不仅伤害“软实力”，而且导致“硬实力”的衰退。但反之，盲目追求“软实力”，是否也会削弱“硬实力”?对于正大力构筑“软实力”的中国，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举个例子，中国现在环球兴建“孔子学院”、派出大量志愿人员教外国人中文，显然是一种“软实力”战略，但必须通过“硬实力”的财政拨款才能实现。不妨看一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的2010年孔子学院工作汇报：在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中外对孔子学院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双方投入现金共计1.19亿美元，中外比例为1︰1，平均每所40多万美元……截止今年(2009年)11月底，总部本级支出1.33亿元人民币，折合1950万美元，没有超支预算。”(《关于2010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计划的汇报》，来自网络孔子学院)
这1.33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向海外派遣大量中文教师的成本。中国的落后地区，生均教育行政经费还没有达到三五百元，1.33亿，大致相当于中国落后地区40万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经费!怎么能把钱从每年仅有三五百元教育行政经费的孩子身上抽走，拿来给每年有200多倍教育经费的美国孩子来支付他们学外语的费用!
这一案例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的误解。中国国际地位的飙升，首先应归结于“硬实力”的成长。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过中文，据个人经验和见闻，大部分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并无特别兴趣，他们学中文的理由就是赚钱。30多年前学日文有利可图，如今学中文有利可图，这里起作用的是“硬实力”而非“软实力”。而且，中国亟待转型到一个高科技的创新社会，核心就是人才。如今60%以上的中国民工仅有九年的教育，这种情况下，每年不足三五百块的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怎么培养下一代，怎么应对创新型社会的挑战?即使从弘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载体”主要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中国人能享受优良的教育，中国文化就繁荣，否则就衰落。怎能指望花钱在别人身上来开拓中国文化的未来呢?
中国的崛起要借助于“软实力”，这已成为共识。实际上，“软实力”也是中国的优势和未来崛起之路。首先，中国的“硬实力”在未来几十年内恐难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崛起必须另谋途径，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寻求发展机会。其次，在本世纪，美国虽频频展示“硬实力”，但在国际政治中基本呈败退之势。而中国在“硬实力”大涨的同时，遵循着低调、不强加于人的外交传统，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地位节节上升。因此，应该认识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大国战略，并不仅仅是后发国家处于弱势时不得已的战略抉择，更是21世纪国际秩序的要求。那种看着国力大增而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对世界施加主宰性影响(包括文化扩张)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