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总有些复杂事情，人们不容易看明白。这本来没什么，但糟糕的是人们会不懂装懂，甚至还会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不过，这还不很要紧，最为可怕的是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地陶醉于似是而非的见识当中，把最应该整明白的事情给结结实实地整糊涂。
有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整糊涂也罢。说美国有一位著名登山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地冒险登山，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嘿，这个回答相当脍炙人口。人们以为这是最好、最美妙的回答。其实，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的回答。但人们愿意欣赏这种东西。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类似不求甚解、喜欢打哑谜、斗机锋的毛病，但只要无碍大局，这种毛病可能显得很可爱；人们愿意从荒唐中发现趣味和智慧。伊索寓言也是一种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对事物做判断的典型，作者喜欢以比喻对困难的问题给出答案。中国现时当红作家也喜欢用这种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以心灵鸡汤浇灌浅薄的大众智慧。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起古希腊人来更有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这都不要紧，这种文化繁荣总还有一点对事物有些好处。
但有些事情不可以这样。如果西方人的文艺复兴就是反复咀嚼伊索寓言，那就没有人类的今天。教义说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根，亚里士多德说男人和女人的牙齿数不一样，大众可以相信，但总有人不相信；他们用解剖刀向大众交代了真相。当西方人的解剖刀精神成为社会精英的主导精神时，我们还在欣赏《易经》或《易经》的变种。这是麻烦所在。
但是，要让理性占上风似乎是一件难事。人由于智力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利益关系的约束，在重大问题上要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很不容易。举凡历史经验，几种情况下理性在社会上占上风也是可能的。
一种情况是社会经过重大危机以后，人们基于共同利益诉求，会产生比较理性的关于公共问题的意见。28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经过“文化大危机”以后产生的共识。这个重要文件概括了中共建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批评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荒唐做法，体现了相当高的理性思维水准。
第二种是社会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由竞争确立了正确意见的主流地位。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或政治市场上如果有比较充分的竞争，理性的意见凭借其积极的社会效果而可能占上风。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有思想修养的社会精英阶层凭借自己的信念确保社会公共事务不至于过于偏离理性的轨道。
以上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极不确定的，第二种需要稳定的制度作保障，第三种则要求社会发育有相当的成熟度。不难理解，这三种情况出现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
那些喜欢似是而非地思考问题的人，其实是在偷懒。懒汉式的思维包括对“辩证法”的滥用。我们常听到的那些辩证法的范式其实跟真正的马克思（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人们全面地看问题，而我们的一些人可能把它当做懒汉思维的遮羞布；马克思既讲主张，又讲逻辑，我们的一些人只讲主张，不讲逻辑。在我们这里，最受挚爱的一个思维法则叫做“坏事变好事”。把这个法则推演到极端，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坏事了；一切坏事都可以被原谅了。其实，我们越是把坏事的坏处讲透，才能做出好事来。对一切历史的评价，都应该有这种态度。
中国的巨大进步，和过去30年有关，也和过去60年有关，甚至与以往3000年的历史也不无关系。这些历史联系都要仔细地整明白，至少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要整明白。不要将坏事和好事装在一个篮子里供奉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发展以后产生的问题似乎比不发展还要多。如果继续似是而非地对待过去，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