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现代化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发展任务、发展模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更高的认识，并将社会建设任务写入执政党的党章等重要文献。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2005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格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成为总体发展的重要一环。进入新世纪，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注重社会建设的实践，我国迈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与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努力使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社会建设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调整社会结构。抓住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抓住了社会建设的核心。当前，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并要着力解决好的关键性任务。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具体而言，社会结构包含着各种重要的子结构，除了作为基础要素的人口结构外，还有体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体现空间分布形式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体现生存活动方式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体现社会地位格局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在这些子结构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直接或间接体现社会子结构各方面的状况，各子结构间的变化存在互动关系，某一子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子结构的变化。调整社会结构也就意味着调整其多项子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使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契合。
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1978—200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8.25‰下降到12.10‰，人口死亡率保持在6.5‰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1978年的12.00‰下降到2007年的5.17‰。在此基础上，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突出表现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人口空间分布由农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量迁移、集聚。人口结构的基础性变动影响着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家庭结构、结构模式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户均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由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08年的3.16人。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随着婚恋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和城乡人口流动，家庭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城市出现了丁克家庭、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在农村隔代家庭比例上升，漂泊家庭和分离的核心家庭增加。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变化。在城镇突出表现为“四二一”模式；在农村基本形成以“四二二”模式为主体的格局。四是家庭关系平等化。主要表现在夫妻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趋向平等化。
组织结构及其整合功能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体制的解体和市场体制的建立，组织结构的最大变化是，伴随着组织结构的分离和成长，资源与机会的配置发生重大变化，组织功能也不断再造。首先，政府组织对于经济社会的管控方式和职能在转变，正由“全能型”回归到公共服务职能。其次，伴随着企业组织的成长并成为市场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生产功能被强化，非生产功能被剥离，非公有制企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大规模成长。再次，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整合功能。如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到约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约22.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余人，它们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
人们的生存活动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体现资源、机会的分配与配置过程。就业结构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岗位等方面的配置。当代我国劳动力配置已经从建国前的自然经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状态转变到当前的市场经济方式，从农业就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转变为非农产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直到1978年，全国4亿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分布的结构仍然为70.5∶17.3∶12.2.1978年以后，就业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到2008年，全部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格局演变为39.6∶27.2∶33.2，非农就业人口占60.4%。1978—2008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166.4万人。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再分配框架发生根本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巨大变动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局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以及众多行业部门的活力，调动了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发生分化，已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消费不仅从一个方向推动社会分化，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改革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达到了富裕水平；同期，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7%，进入小康。这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仍有距离，但意义重大，消费结构中科教文卫等消费支出比例正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的趋高级化重要特征。另外，推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功能更加多样化，尤其重要的是消费的社会标识功能正在逐渐增强。
（四）空间结构：城乡、区域间的资源与机会配置不断调整
我国城乡结构变动首先表现为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传统农村社会逐步向城市社会转变。195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2.8%，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17.9%，26年间仅提高5.1个百分点。1978年以后，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50%的城市化水平。其次，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乡资源和机会配置的行政垄断，使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松动。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首先冲破了城乡二元产权制度的约束，农村在资源配置上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利，诱发了城乡体制的一系列变动。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相继出台一系列惠农举措，使农村、农民得到相当多的实惠。但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区域之间互动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东部、中部、西部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速度差异明显，社会成员之间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落差逐步拉大。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2008年，东部地区以占全国9.5%的土地面积和占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58.4%的地方生产总值，中西部内陆地区则以占全国90.5%的土地面积和占全国60%的人口，仅创造了占全国41.6%的地方生产总值。区域结构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协调区域发展是当前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
随着历史进程的延革，制度、结构等社会因素的变迁，资源配置和机会获取方式的变动，阶层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化，成为当代我国社会结构核心变动的表征。
1949—1978年，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变迁是一个结构简化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资源和机会的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单一的中央集权配置方式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共同配置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催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为“十大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机会获取方面，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发挥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先赋因素”作用明显。但越到后来，整个社会变得越是开放，“后致努力”逐步成为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主要规则。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推动着一个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资源和机会在社会阶层的分配，构成了阶层位置的客观基础，阶层成员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成为改变其阶层位置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前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逐渐解体，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基本形成。此外，在这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是当代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突出表现。据测算，2007年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2%，比1999年的15%增加7个百分点，现在中产阶层的比例每年约增加一个百分点，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当然，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中层比重偏小，整个结构呈金字塔形。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外，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一）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推动着经济发展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严重受损。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家庭为单位，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经营使用权，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得到恢复，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在城镇，家庭的经济功能在1956年以后基本被改造。一方面，随着个体经济被改造，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失去了存在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供给制的建立，以及经济建设中“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安排，城镇家庭的消费功能被限制在国家严格的制度安排中。改革开放政策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后，个体经济的发展首先得到政策所允许，城镇家庭重新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拥有与支配，个体经营户雨后春笋般出现，揭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家庭的消费功能自主回归，极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就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配置合理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用工制度由国家高度统一配置，就业结构相当刚性，劳动力流动受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农业劳动者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快速转移，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的权利与机会，不仅解决了二、三产业急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动者收入更加多元化，而且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产品更具竞争优势。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不仅加快了城市化步伐，改变了城乡结构，而且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城乡优化配置，这对于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组织功能的自主性回归，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总体性控制，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组织结构。1978年以后，在我国组织结构的变化中，国家、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的功能开始朝着自主性方向回归。一是国家的总体性控制不断收缩，并且朝着规范化、法律化的方向演进，从而逐步改变了以往国家包揽一切的状况。二是企业组织的生产功能得到强化，企业的社会性功能被逐步分离出去，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三是社会生活领域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开始发育成长。社会组织是在国家不断从社会领域退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组织不断剥离其社会职能同时又未能承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们具有以组织化的形式填补国家和企业组织退出以后在社会生活领域留下的空白的职能。从这些变化来看，各类不同组织功能的自主性回归，强化了专业分化下资源配置机制的多样化。换言之，资源和机会的配置由国家完全掌控，转变为由国家、市场、社会共同配置，从而大大提高了配置的效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城乡结构调整使得资源、机会的空间聚集效应得以展现
城市是降低资源配置成本的地区性结构安排，城市规模越大，资源配置成本越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结构变化，实质是资源、机会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虽然今天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结构依然不合理，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城市化加快，使得城乡间的资源与机会配置的效率提高，有力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一是促进了职业生产的聚集效应；二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促进了消费主体的成长，消费的扩大又推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新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倍增
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不断兴起和壮大，他们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这些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的壮大是密切相关的。2007年，全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国内企业总数的62.25%，注册资金93873亿元，上缴税金4771.5亿元。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新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