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核心主题的现代性问题(其过去的发展和现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跃在社会理论的舞台，成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前提的重建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古典社会学开创的研究传统和现代社会学在各种研究路径上的努力。它在承传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但由于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反映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看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胀，现代性未能预期的后果逐步显露，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几乎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试图为现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由此，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界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这中间，又有努力进行调和，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温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了。
自我调节或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基础
自1960年代步入学界起，吉登斯就没有拘泥于长期以来西方学术主流一直沉醉的纯粹思辨或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的状况，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种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最大贡献或许不是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创造性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
具体到当代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学术研究之中，吉登斯的一个重要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的理解和批判。我们知道，“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范畴还是社会现实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这些矛盾和问题恰恰主要来自现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理论界一个引人关注的倾向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时，对现代性批判也出现了更加激进化的趋势。对此，吉登斯一方面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民族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
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并把自我调节或反思性看作是现代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自我反思与监测适合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停地发生着。就像现代化解构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和产生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也正在解构工业社会和正在出现另一种现代性……今天，我们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的现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