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记得，老左派曾经高分贝抗议 《物权法》，理由是这个法的内容 “违背了苏维埃立法原则” （遗憾的是，今天俄罗斯立法都不再以 “苏维埃”为据了）。
与老左派有所不同的是，新左派不再热络于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操弄 “计划经济”、 “没收私产”、 “阶级斗争”、 “谁战胜谁”一类话语。他们在文章中谈论较多的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新左派批判资本，讨伐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的 “统治”，仇恨 “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化和WTO，嘲讽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部分新左派人物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抵制资本的“邪恶统治”，新左派甚至称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以上一些观点，与西方新左派有相同之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左翼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美国 《左派研究》杂志上发表 《致新左派的一封信》，就曾提出过反对大公司统治的主张。比米尔斯更早的，还有卢卡契、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的左翼思想。在美国新左派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是 “摒弃了政党政治和列宁式教条主义的左派思想”。
还有一个表达上的差异。老左派的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字报的遗音，义愤填膺，但逻辑不足，没说两三句就点名辱骂，不免失之于情绪化和简单化。表面上看杀伤力十足，读了却有过气之感。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旁征博引，比较西化。他们引述的内容，尽量追踪西方新的左翼思想。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有些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读。一句话，比起老左派的 “旧时曲”，新左派更具当今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更新颖、更洋化，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更时髦；用易中天的话来说，这一套，老左派是 “玩不来”的。
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完全一致。总体来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理论。也有一部分本土新左派人物，借鉴和承袭了老左派的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大致相同。举个例子。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有的译为詹姆逊）这样评价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 ‘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 ‘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地消除了，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 ‘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 （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金收兵了，也就是说，在 ‘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 ‘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 （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 （詹明信： 《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是不是 “神奇般的”创新？在经历过 “文革”的中国人心目中，詹明信的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
詹明信对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满，他称这是 “玷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 “将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诋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詹明信所说的今天看到了否定 “文革”的 “明显后果”，指什么呢？是指由于毛泽东没有把 “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 “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詹明信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说： “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由于提出依附理论受到中国新左派激赏的沙米尔·阿明说，资本主义已经征服和统一了世界，并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 “中心”和 “边缘”的区隔。所谓 “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 “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边缘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中国的新左派也跟着说： “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 ‘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 “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 ‘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过程。” （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
然而，学者陈志武却指出，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
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他们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加入其中凶多吉少。新左派经济学者杨斌说： “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杨斌： 《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汪晖在 《中国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显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是正确的决策。
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 “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实际上是指责市场经济。一位新左派学者说：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其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的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 “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等文章中说，现代性观念（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汪晖）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 “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 “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 “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 “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它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 （周其仁：《致秦晓、何迪函》）
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诘问是： “什么是启蒙？启蒙谁？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 （比如启蒙），实际上是 “被殖民了”。
在汪晖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 “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但是学者汪丁丁却驳斥汪晖说：启蒙万岁！汪丁丁的理由是：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 “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汪丁丁：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学者资中筠明确回答： “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 “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经济观察报》2010年7月5日）
学者高全喜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高全喜：在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读书》2009年7月号）
陈小鲁在2010年8月16日出版的 《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思想启蒙很重要，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资本主义泛滥。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 “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说，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市场导向的改革腐败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 “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
腐败为何愈演愈烈？新左派并未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汪晖在 《中国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
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新左派人物王绍光说不行。他最近在 《上海书评》发表文章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至于威权政体滥用权力，加深民众痛苦，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和腐败，而民主有利于遏制权力滥用，王绍光并未提及。总之，他说：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一些新左派提出，最重要的，是根治 “西方病”和“市场病”。至于解决手段，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很多人士赞同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 “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他们还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
至此，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所以，学者吴稼祥说：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 《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的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到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 “西方病”、 “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 “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 “权力病”。
学者朱学勤说： “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还有学者指出： “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 “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 “纯洁性”，维护威权主义。到了美国，却说自己是 “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 “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为 “反当局的英雄”，获得了美国人的喝彩。
还有学者说，新左派一些朋友其实都是明白人，经过计算追求时髦，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以戴上了 “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不免感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滑稽。学者丁学良说： “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是很难当的。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台湾 《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 “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 “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
马立诚： 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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